对商，韩立洪主张建立各行各业的商业协会，并赋予商业协会真正的权力，使之可以在国家律法允许的范围内抗衡官员，甚或政府滥用权力的行为，保证他们只要正当经营，就不会受到扰。

在赋予商业协会权力的同时，商业协会也要承担责任，比如对国计民生影响极大的囤积居奇的行为，就要由各行各业的商业协会负责理。

当然，如果它们不好，随之就是政府的雷霆手段，而且，后果要由商业协会相应承担。

谈到商，总理问：“立洪，你对苏联的国有化怎么看？”

韩立洪：“苏联的国有化是计划经济，国的私有化是市场经济。抛开意识形态不论，这两经济制度各有优缺。”

总理听的很仔细。

“一经济制度的好坏，实质上，就是整合匹国家资源的效率问题。哪制度整合匹国家资源的效率，那制度就好，就是优越的。”

“计划经济是行政指令决定一切，市场经济是供求关系自动调节整合匹国家资源。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组织力是市场经济国家比不了的，这是一个大的优势，如果决定正确，其效力要远远于市场经济。但是，如果政策制定失误，也会得到执行，危害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比不了的。”

这时，总理问：“立洪，你更看好哪一？”

韩立洪：“先生，实际上，区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还不是组织模式，而是需求模式。市场经济是真实的需求推动的，而计划经济往往是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很难反应真实的需求。”

显然，韩立洪不看好计划经济。思索片刻，总理：“事情都是人的，立洪，可不可能把两经济制度的优结合起来呢？”

总理就是总理，韩立洪：“先生，计划经济的缺主要现在民生上面，所以，这方面可以用市场经济来搞，而其他方面，比如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要抓在国家手里，再比如涉及民众整福祉的东西，如教育、医疗也要以国家的力量来，不能放任给社会。”

顿了顿，韩立洪又：“先生，意识形态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要的是让国家盛，让百姓安家乐业。当意识形态对此有促作用时，我们就要意识形态，但不需要时，就要避免让意识形态影响到正确的决策。**讲究公平，但公平永远是相对的，如果追求公平会影响到国家的富，那么，就要适当放弃一些这方面的追求。”

了，总理又问：“立洪，吏农工商，你为什么把工人阶级给漏掉了？”

这真是个难题。

工人是永远也不过资本家的。

国的工会很大，各福利一直涨，福特汽车公司破产就是让工会给的，但没多久，工会就没什么脾气了。

你再闹，我得罪不起，但我可以走，当国经济走下坡路的时候，工会的力量便迅速开始没落。

虽说中国的工人更通情达理，容易满足，但人是会变的，而在**的手底下搞工会，那还不是一飞冲天，很容易搞过。

所以，韩立洪对这件事很谨慎，他想的不仅是现在，更是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