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诸役手力，最为轻役；农民在官，日使百钱，最为轻费。然一岁之用，已为三十六贯，二年役满，为费七十馀贯。罢役而归，宽乡得闲三年，狭乡不及一岁。以此较之，则差役五年之费，倍于雇役十年。赋役所，多在中等，故天下皆思雇而厌差。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者也。四事不去，如臣等辈，犹知其非，而况于心怀异同，志存反覆，幸国之失，有以藉者乎？恐彼已默识于心，多造谤议，待时而发，以摇撼众听矣。伏乞宣谕宰执，事有失当，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无倦。苟民心既得，则异议自消，海内蒙福，上下攸同，岂不休哉！”

秋，七月，辽主如黑岭。

乙酉，夏人来言画疆界者不以绥州例，诏曰：“已谕边臣如约矣。夏之封界，当亦此。”

始，元丰所定吏额，主者苟悦群吏，比旧额几数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减。吏有白中孚者，告苏辙曰：“吏额不难定也。昔内铨，今侍郎左选也，事繁莫过于此。昔铨吏止十数，今左选吏至数十，事不加旧而用吏数倍者，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人多以分所，故竭力办事，劳而不避。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此吏额多少之大要也。旧法以难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轻者至一厘以下，积若分为一人。今诚取逐司两月事，定其分数，则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辙以其言为然，乃以白执政，请据实立额，俟吏之年满转或事故死亡者勿补，及额而止，不过十年，自当消尽。执政然之，遂申尚书省。后数月，诸司所供文字皆足，因裁损成书，以申三省。左仆吕大防得其书，大喜，此事必由己，别将详定。任永寿，本诸司吏也，为人悍而，尝预知元丰吏额事，每奏，独能言其曲折。大防悦之，即于尚书省创立吏额房，使永寿与吏数辈典之。凡奏上行下，皆大防自专，不复经由两省。一日，内降画可二状付中书，其一吏额也。省吏白中书侍郎刘挚，请封送尚书省，挚曰：“当时文书录黄过门下，今封过也。”对曰：“尚书省以吏额事，必径下本省已久，今误至此。”挚曰：“中书不知其它，当如法令。”遂作录黄。永寿见录黄，愕然曰：“两省初不与，乃有此邪？”即白大防，乞两省各选吏赴局同领其事。大防以语挚，挚曰：“中书行录黄，法也，岂有意与吏为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邪？”吏额事行毕，永寿等推恩有差。永寿急于功利，劝大防即以吏额，日裁损吏员，仍以私所好恶变易诸吏局次。吏被排斥者，纷然诣御史台诉不平。台官因言永寿等冒赏徇私，不可不惩，谏官继以为言。永寿等既逐，而吏诉额禄事终未能决。时辙方为中丞，言：“后省所详定，皆人情所便，行之甚易，而吏额房所改，皆人情所不便，守之最难。且大信不可失，宜速命有司改从其易，以安群吏之志。”大防知众不服，徐使都司再加详定，大略如辙前议行之。

刘挚初以吏额房事与吕大防议稍不合，已而挚迁门下侍郎。及台谏共攻大防，大防称疾不。挚每于上前开陈吏额本末曰：“此皆被减者鼓怨，言路风闻过实，不足谴。”大防它日语人曰：“使上意晓然不疑，刘门下之力居多。”然士大夫趋利者斗其间，谓两人有隙，于是造为朋党之论。挚语大防曰：“吾曹心知无它，然外议如此，非朝廷所宜有，愿引避。”大防曰：“行亦有请矣。”庚寅，奏事毕，挚少留，奏曰：“臣久近列，满必覆，愿赐骸骨，避贤者路。”既退，连上章，就外第，期必得请。帝遣中使召挚对，太皇太后谕曰：“侍郎未得，须官家亲政然后可去。”使者数辈趣视事，挚不得已受命。未几，吕大防辞位，亦不许。及挚迁右仆，与大防同列，未满岁，言者争诋挚，挚寻罢。朋党之论，遂不可破，其衅盖自吏额始。

八月，丙午，右正言刘唐老言：“伏睹《大学》一编，论德之序，愿诏经筵之臣，训释此书上，庶于清燕之闲，以备观览。”从之。

初，邓温伯以母丧终制，除吏尚书，梁焘权给事中，驳之，改知亳州，阅岁，复以承旨召。梁焘为御史中丞，与左谏议大夫刘安世、右谏议大夫硃光章论“温伯王、吕党中，始终反覆。今之用，实系君小人消长之机。”又言：“温伯尝草蔡确制，称确有定策功，以欺惑天下，乞行罢黜。”累疏不报，焘等因力请外。庚戌，乃焘知郑州，光知亳州，安世提举崇福。时刘挚疏乞暂温伯，留焘等，苏辙亦三疏论之，皆不听。

给事中兼侍讲范祖禹上《帝学》八篇。

九月，丁丑，诏复集贤院学士。

丁亥，以孙迥知北外都丞，提举北；李伟权发遣北外都丞，提举东。

冬，十月，癸巳，罢都提举修河司，从中丞苏辙言也。

诏导河汴。

十一月，壬戌，丽遣使贡于辽。

己巳，辽以南府宰相窦景庸为武定军节度使。景庸审决冤滞，轻重得宜，旋以狱空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