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便授与他客卿的职位。范睢随即以生病为借辞去了相国之职。昭襄王一开始就赞赏蔡泽的计策，便任命他为相国。但蔡泽任相国几个月后，即被免职。

楚国申君黄歇任用荀卿为兰陵县令。荀卿是赵国人，名况，曾经与临武君在赵国国君孝成王赵丹面前辩论用兵之。孝成王说：“请问什么是用兵的要旨？”临武君回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察敌人的变化动向，比敌人后发兵而先到达，这即是用兵的关键方略。”荀况说：“不是这样。我所听说的古人用兵的理是，用兵攻战的本，在于统一百姓。弓与箭不协调，就是善的后羿也不能中目标；六匹不协力一致，即便善御的造父也无法将车赶往远方；士人与百姓不和亲附国君，即是商汤、周武王也不能有必胜的把握。因此，善于使百姓归附的人，才是善于用兵的人。所以用兵的要领在于使百姓依附。”临武君说：“并非如此。用兵所重视的是形势要有利，行动要讲究诡诈多变。善用兵的人，行事疾速、隐蔽，没有人料得到他会从哪里动。孙武、吴起采用这战术，天下无敌，不见得一定要依靠百姓的归附啊！”荀况说：“不对。我所说的，是仁人的用兵之和要统治天下的帝王的志向。您所看重的是权术、谋略、形势、利害。则仁人用的兵，是不能欺诈的。能够施用欺骗之术对付的，是那些骄傲轻慢的军队、疲惫衰弱的军队，以及君与臣、上级与下属之间不和相互离心离德的军队。因此用夏桀的诈术对付夏桀，还有使巧成功或使拙失败的可能。而用夏桀的骗计去对付尧，就如同拿掷石，把手指伸中搅动，如同投到火之中，不是被烧焦，便是被淹死。故而仁人的军队，上下一条心，三军同力；臣对国君，下属对上级，犹如儿侍奉父亲，弟弟侍奉哥哥，犹如用手臂保护颅、睛、膛和腹。这样的军队，用欺诈之术去袭击它，与先惊动了它而后才去攻击它，是一回事。况且，仁人若统治着十里的国家，他的耳目将布及百里，若统治着百里的国家，他的耳目便将布及千里，若统治着千里的国家，他的耳目就会遍及天下，这样，他必将耳聪目明、机警而有戒备，和众如一。因此仁人的军队，集结起来即为一支支百人的队，分散开时即成战阵行列；延长伸展好似莫邪宝剑的长刃，碰上的即被斩断；短兵锐仿佛莫邪宝剑的利锋，遇到的即被瓦解；安营扎寨稳如磐石，撞它的，角即遭摧折而退却。再说那暴国家的君主，他所依靠的是什么呢？只能是他的百姓。而他的百姓我就如同他的父母，喜我就如同喜芬芳的椒兰；反之，想起他的君主好似畏惧遭受烧灼黥刑，好似面对不共天的仇敌一般。人之常情，即便是夏桀、盗跖，也不会为他所厌恶的人去残害他所喜的人！这就犹如让人的孙去杀害自己的父母，是本不可能的。如此，百姓一定会前来告发君主，那又有什么诈术可施呢！所以，由仁人治理国家，国家将日益盛，各诸侯国先来归顺的则得到安定，后来依附的即遭遇危难；相对抗的将被削弱，行反叛的即遭灭亡。《诗经》所谓‘商汤竖起大旗，诚敬地握着斧钺，势如熊熊烈火，谁敢把我阻拦？’正是说的这情况。”

孝成王、临武君说：“对啊。那么请问君王用兵，应该建立什么教令、如何行动才好呢？”荀况答：“总的说来，君王贤明的，国家就太平；君王无能的，国家就混；推崇礼教、尊重仁义的，国家就治理得好，荒废礼教、鄙视仁义的，国家就动不安。秩序井然的国家便大，纲纪紊的国家便衰弱，这即是与弱的本所在。君王的言行足以为人敬慕，百姓才可接受驱使，君王的言行不能为人景仰，百姓也就不会服从召唤。百姓可供驱使的，国家就大，百姓不服调遣的，国家就衰弱，这即是与弱的常理所在。齐国人重视兵家的技巧技击，施展技击之术，斩获一颗人的，由官方赐八两金换回，不是有功同受赏。这样的军队遇到弱小的敌人，还可凑合着应付；一旦面对大的敌军，就会涣然离散，如同天上的飞鸟，漫天穿行无拘无束，往返无常。这是亡国之军，没有比这军队更衰弱的了，它与招募一群受雇佣的市井小人去作战相差无几。魏国照一定的标准选武勇的士兵。择取时，让兵士披挂上全副铠甲，拉开十二石重的弓，背五十支利箭，手持戈，盔，腰佩剑，携带三天的粮，每日急行军一百里。达到这个标准的便为武勇之卒，即可被免除徭役，并分得较好的田地和住宅。但是这些士兵的气力几年后便开始衰退，而分给他们的利益却无法再行剥夺，即使改换办法也不容易得周全。故而，魏国的疆土虽大，税收却必定不多。这样的军队便是危害国家的军队了。秦国，百姓生计困窘，国家的刑罚却非常严酷，君王借此威势胁迫百姓战，让他们隐蔽于险恶的地势，战胜了就给以奖赏，使他们对此习以为常，而战败了便以刑罚，使他们为此受到箝制，这样一来，百姓要想从上面获得什么好，除了与敌拼杀外，没有别的路。功劳和赏赐成正比例增长，只要斩获五个甲士的，即可役使乡里的五家，这就是秦国比其他国家大稳固的原因。所以，秦国得以四代相沿不衰，并非侥幸，而是有其必然的。故此齐国善技击术的军队无法抵抗魏国择勇武士兵的军队，魏国择勇武士兵的军队无法抵抗秦国锐、取的军队；而秦国锐的士兵却不能抵挡齐桓公、晋文公约束有方的军队，齐桓公、晋文公约束有方的士兵又不能抵挡商汤、周武王的仁义的军队，一旦遇上了，势必如用薄脆的东西去打石，之即碎。况且那几个国家培养的都是争求赏赐、追逐利益的将领和士兵，他们就如同雇工靠卖自己的力气挣钱那样，毫无敬国君，愿为国君拼死效力，安于制度约束，严守忠孝仁义的气节、情。诸侯中如果有哪一个能够尽仁义之，便可起而兼并那几个国家，使它们陷危急的境地。故在那几个国家中，招募或选士兵，推重威势和变诈，崇尚论功行赏，渐渐染成了习俗。但只有尊奉礼义教化，才能使全国上下一心，诚团结。所以用诈术对付欺诈成俗的国家，还有巧拙之别；而若用诈术对付万众一心的国家，就犹如拿小刀去毁坏泰山了。所以商汤、周武王诛灭夏桀、商纣王时，从容指挥军队，暴的国家却都无不臣服，甘受驱使，诛杀夏桀、商纣王，即如诛杀众叛亲离之人一般。《尚书·泰誓》崐中所说的‘独夫纣’，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军队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当可掌握天下；军队尚能团结合作，当可惩治临近的敌国。至于那些征召、募选士兵，推重威势诈变，崇尚论功行赏的军队，则或胜或败，变化无常；有时收缩，有时扩张，有时生存，有时灭亡，弱不定。这样的军队可称作盗贼之兵，而君是不会这样用兵的。”

孝成王、临武君说：“对啊。那么还请问将领的理。”荀况说：“谋虑最关键的是抛弃成败不明的谋划，行动最重要的是不产生过失，事最关键的是不后悔；事情到没有反悔就可以了，不必一定要追求尽善尽。所以制定号令法规，要严厉、威重；赏功罚过，要决执行、遵守信义；营垒、辎重，要周密、严固；迁移、发动、前、后退，要谨慎稳重，快速捷；探测敌情、观察敌人的变化，要行动机密，混敌方将士之中；与敌军遭遇，行决战，一定要打有把握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这些称为‘六术’。不要为保住自己将领的职位和权力而放弃自己取胜的策略，去迁就迎合君王的主张；不要因急于胜利而忘记还有失败的可能；不要对内威慑，而对外轻敌；不要见到利益而不顾忌它的害；考虑问题要仔细周详而使用钱财要慷慨宽裕。这些称为‘五权’。此外，将领在三情况下不接受君主的命令：可以杀死他，但不可令他率军绝境；可以杀死他，但不可令他率军攻打无法取胜的敌人；可以杀死他，但不可令他率军去欺凌百姓。这些称为‘三至’。将领接受君主命令后即调动三军，三军各自到位，百官井然有序，各项事务均安排停当、纳正轨，此时即便君主奖之也不能使之喜悦，敌人激之也不能使之愤怒。这样的将领是最善于治军的将领。行事前必先思熟虑，步步慎重，而且自始至终谨慎如一，这即叫作‘大吉’。总之，各项事业，如果获得成功，必定是由于严肃对待这项事业；如果造成失败，必定是由于轻视这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