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志向兴趣，这样，接受命令就没有违逆抵的顾虑，使唤差遣就有称心满意的效果。如果不是圣明的君主，察事的情理，考虑祸患的远，除了侍奉以外，不委任宦官掌事务，那么，近在内的宦官就会一天天地亲近，远在外朝的百官就会一天天地疏远，君主就会时常应允甜言卑辞的请求，听从逐渐渗透的诉说。于是，降革升迁、刑罚奖赏的国家政令，就无形中转由亲信宦官掌握而不能自知，如同饮酒一样，喜好它的味而忘记它能醉人了。所以降革升迁、刑罚奖赏的权力已经转移而国家不发生危险祸，是从来没有过的。

东汉之衰，宦官最名骄横，然皆假人主之权，依凭城社，以浊天下，未有能劫胁天如制婴儿，废置在手，东西其意，使天畏之若乘虎狼而挟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汉不握兵，唐握兵故也。

东汉衰亡之时，宦官的骄傲专横最为闻名，然而人们都是借助君主的权力，如同城狐社鼠有所仗恃凭依，来扰天下，没有能够像唐代这样，劫持胁迫天如同控制婴儿，废立在手，往东往西己意，使天惧怕他们如同骑着猛虎恶狼而腋下夹着毒蛇一样。所以如此不是别的原因，是东汉宦官不掌握兵权，唐代宦官掌握兵权的原故。

太宗鉴前世之弊，抑宦官无得过四品。明皇始隳旧章，是崇是长，晚节令力士省决章奏，乃至退将相，时与之议，自太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炽矣。及中原板，肃宗收兵灵武，李辅国以东旧隶参预军谋，过而骄，不能复制，遂至慈父皆不能庇，以忧悸终。代宗践阼，仍遵覆辙，程元振、鱼朝恩相继用事，窃刑赏，壅蔽聪明，视天如委裘，陵宰相如虏。是以来朝，遇谗赐死；吐蕃侵郊甸，匿不以闻，致狼狈幸陕；李光弼危疑愤郁，以陨其生；郭仪摈废家居，不保丘垄；仆固怀恩冤抑无诉，遂弃勋庸，更为叛。德宗初立，颇振纲纪，宦官稍绌。而返自兴元，猜忌诸将，以李晟、浑为不可信，悉夺其兵，而以窦文场、霍仙鸣为中尉，使典宿卫，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宪宗末年，吐突承璀废嫡立庶，以成陈洪志之变。宝历狎昵群小，刘克明与苏佐明为逆，其后绛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为宦官所立，势益骄横。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杨复恭、刘季述、韩全诲为之魁杰，至自称“定策国老”，目天为门生，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药矣！文宗愤其然，志除之，以宋申锡之贤，犹不能有所为，反受其殃；况李训、郑注反覆小人，以一朝谲诈之谋，翦累世胶固之党，遂至涉血禁涂，积尸省，公卿大臣，连颈就诛，阖门屠灭，天喑纵酒，饮泣吞气，自比赧、献，不亦悲乎！以宣宗之严毅明察，犹闭目摇首，自谓畏之。况懿、僖之骄侈，苟声球猎足充其，则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无怪矣。贼污官阙，两幸梁、益，皆令孜所为也。昭宗不胜其耻，力清涤，而所任不得其人，所行不由其。始则张浚覆军于平，增李克用跋扈之势；复恭亡命于山南，启宋文通不臣之心；终则兵阙，矢及御衣，漂泊莎城，寓华，幽辱东内，劫迁岐。崔昌遐无如之何，更召朱全忠以讨之。连兵围城，再罹寒暑，御膳不足于糗粮，王侯毙踣于饥寒，然后全诲就诛，乘舆东，翦灭其党，靡有孑遗，而唐之庙社因以丘墟矣！然则宦官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易曰：“履霜冰至。”为国家者，防微杜渐，可不慎其始哉！此其为患，章章尤著者也。自余伤贤害能，召致祸，卖官鬻狱，沮败师徒，蠹害丞民，不可遍举。

唐太宗鉴于前代的弊病，对宦官严加抑制，官阶不得超过四品。唐明皇开始毁坏原有的章程，对宦官尊重任用，晚年让力士省阅批复章奏，甚至任免将军、宰相，也时常与他商议，自太王公都敬畏地侍奉他，宦官的势焰自此炽烈了。等到中原动，肃宗在灵武即位，撤回军队，李辅国以东太的旧属参预军事计划。过分的庞信使他骄横放纵，不能再加控制，竟至慈父不能庇护，因忧虑恐惧而死。唐代宗即位，仍蹈覆辙，程元振、鱼朝恩相继当权，暗中玩刑赏大权，阻蒙蔽视听，看待天如同仅有衣裳，欺凌宰相如同隶。所以来京朝见，遇谗言而被赐死；吐蕃侵犯京师郊野，隐匿军情不行奏报，致使唐代宗狼狈驾临陕州；李光弼忧惧怀疑，烦闷怨恨，因此丧生；郭仪被排斥罢官，赋闲家居，不保坟墓；仆固怀恩被冤枉压制，无申诉，于是舍弃功劳，改为叛。唐德宗刚即位，大力整顿法纪，宦官稍被贬斥。但自兴元返京后，猜忌诸将，认为李晟、浑不可信任，全夺取他们的兵权，而任命窦文场、霍仙呜为中尉，让他们主禁的值宿警卫，从此军权落他们手里。唐宪宗末年，吐突承璀想要废掉嫡，改立庶，酿成陈洪志之变。宝历年间敬宗过分亲近宦官，刘克明与苏佐明行叛逆，此后绛王及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六帝，都是宦官所立，势力越发骄横。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杨复恭、刘季述、韩全诲是宦官中的首领，以至于自称“定策国老”，视天为门生，固，病膏肓，不可救药了！唐文宗非常怨恨宦官这样，立志要除掉他们，以宋申锡那样贤德的人，尚且不能够有所作为，反受祸殃，何况李训、郑注这些反复无常的小人，想要用一个早晨的诈计谋，剪除数代胶粘固结的死党，竟至鲜血满禁路，尸堆积台省门前，公卿大臣一个接一个被杀，全家屠灭，天假装哑，纵情饮酒，泪满面，不敢声，自比周赧王、汉献帝，不可悲吗！以唐宣宗的严正毅，明察秋毫，尚且闭目摇，自称害怕，何况懿宗、僖宗那样骄奢逸，只要歌舞女、踢球游猎可满足望，便将一切政事付宦官，称呼宦官为父亲，就不足为怪了。贼寇玷污殿，两次驾临梁州、益州，都是田令孜造成的。昭宗不能忍受这样的耻辱，想要尽力清洗，但是任用的人不合适，使用的方法不对。开始就是张浚在平全军覆没，增了李克用专横暴戾的气势；杨得恭向山南逃命，开启了宋文通不守臣节的心思；结果在皇里彼此战，箭中皇上的衣服，昭宗漂泊莎城，寓华，被幽禁在东受辱，又被劫持胁迫到岐。崔胤无可奈何，再召朱全忠发兵讨伐。朱全忠统帅大军包围岐城，再次遭受寒暑之苦，昭宗的御膳不足，王侯遭受饥寒饿死冻僵，然后韩全诲被杀，昭宗圣驾东行，剪除韩全诲的同党，一个不留，然而唐朝的宗庙社稷因此成了坟墓废墟！这样看来，宦官的祸，始于明皇，盛于肃宗、代宗，成于德宗，极于昭宗。《易经》说：“行于霜上而知严寒冰冻将要到来。”治理国家的人，应防微杜渐，怎么能不重视它的起始呢！以上这些是宦官为害尤其明显昭著的事例。另外像伤害贤才，招致祸灾难，贿卖官爵讼事，败坏军队，坑害百姓，不能一一遍举。

去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载于《》、《礼》、《所》以谨闺闼之禁，通内外之言，安可无也。如巷伯之疾恶，寺人披之事君，郑众之辞赏，吕之直谏，曹日之救患，存亮之弭，杨复光之讨贼，严遵之避权，张承业之竭忠，其中岂无贤才乎！顾人主不当与之谋议政事，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动人耳。果或有罪，小则刑之，大则诛之，无所宽赦；如此，虽使之专横，孰敢焉！岂可不察臧否，不择是非，草剃而禽之，能无乎！是以袁绍行之于前而董卓弱汉，崔昌遐袭之于后而朱氏篡唐，虽快一时之忿而国随以亡。是犹恶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为害岂不益多哉！孔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也。”斯之谓矣！

寺人的官职，始自夏禹、商汤、周文王三王的时代，备载于《诗》、《礼》，用来谨严皇内室的门禁，传达皇内外的话语，怎么能够没有呢？如《巷伯》的痛恨邪恶，寺人披的忠诚侍奉君主，郑众的辞却赏赐，吕的直言规劝，曹日的解救患难，存亮的消弭祸，杨复光的讨伐逆贼，严遵的避让权位，张承业的竭尽忠诚，他们中间难没有贤才吗？只是国君不应当与他们谋划商议国家政务和退升降官吏的大事，使他们有威福能够左右他人罢了。倘若宦官有人犯罪，小罪就惩罚他，大罪就杀死他，不予宽恕赦免。这样，即使让他专横跋扈，又有谁敢呢？怎么能够不详察善恶，不区别是非，想要像割除蔓草、捕杀禽兽那样除尽杀绝，能够没有祸吗！因此，袁绍实行屠杀于前而董卓削弱汉室，崔胤重复杀戮于后，而朱全忠篡夺大唐，虽然痛快发了一时的愤恨，但国家也随着灭亡了。这如同厌恶衣服上的污垢就烧掉衣服，忧虑树木上的蛀虫就砍伐树木，那造成的损害不是更多吗！孔说：“人如果不仁慈，痛恨过分，就要发生祸了。”说的就是这个理啊！

[4]王师范遣使以起兵告李克用，克用贻书褒赞之。河东监军张承业亦劝克用发兵救凤翔，克用攻晋州，闻车驾东归，乃罢。

[4]平卢节度使王师范派遣使者把发兵讨伐朱全忠的事告诉李克用，李克用致送书信赞扬他。河东监军张承业也劝说李克用发兵救援凤翔，李克用攻打晋州，听说昭宗车驾已经东归，就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