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被捕狱，直至抗战爆发才狱，投到抗日战争中。建国后任江苏省省长，曾到湖南，与华国锋见过面，所以华国锋称他老兄。

“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惠浴宇曾患癌症，动了大手术。手术前后，受到两位老上级、老战友的切关心。一个是陈毅元帅，听到消息，早饭没吃就赶来看望，给予多方面关心和帮助。再一个是陶勇将军，听到消息便“急如星火”赶来“动员惠省长去割除癌”术后“专程去黄岩买了一箱橘送到惠省长的床”“文化大革命”爆发，陶勇又不顾个人境之艰危，把惠浴宇保持掩藏在所属队中，直至自己被迫害至死。

惠浴宇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充分反映在他所著《写心集》一书中。陆定一曾为此书作序：

浴宇同志是我同时期党的老党员，不但有丰富的克思主义的理论

知识，而且他的实际工作经验比我多得多…我与浴宇同志相识，是在全

国解放胜利之后。我们同样经过所谓“文化大革命”虽然“罪名”我比

他重一，实际上他受的摧残比我更厉害。因为我是坐牢，他是被“群众

专政”《写心集》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怒吼。怒吼

之人多矣，《写心集》的特是用一桩桩事实来说话…痛恨“文化

大革命”提倡党的德，这就是浴宇同志所以用“写心”来作书名的缘

故吧。

自受尽迫害，九死一生；像陈毅、陶勇这样一批最亲密的战友在运动中被迫害致死，惠浴宇对“文革”的仇恨可想而知。对此，华国锋不难想象得。

令人尴尬的是，华国锋必须保卫“文化大革命”

“对‘文化大革命’要三七开，是伤了一些好人，但成绩是主要的，对反对官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意义重大，而且锻炼了整整一代人。”

华国锋用他那柔的山西腔缓缓来，态度却是的，目光里漾持原则的隽冷思考。那一刻，他也许又看到了他的导师泽东，像面对托孤重臣一样情地对他说：“我一生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就没有完，这笔遗产给下一代。怎么？和平不成就动中，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

华国锋是心一致地忠诚泽东及其思想。对于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也是理解的。泽东晚年曾说：“我搞的这一，拿到西欧北行不通。同样的，卡特总统搞的那一拿到中国来也行不通。”

华国锋信，没有第二个人能比泽东更了解中国和中国政治。从辛亥革命始，建立多党共和制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换来的只有封建割据，军阀混战，无权威无秩序。抗战胜利后，多少天真的知识分幻想国共两党能像利合众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形成相互制衡的力量，共同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就是泽东与共产党也曾寄希望丁“和平民主新阶段”是蒋介石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惊醒了这个外壳很薄的梦。

中国就是中国。中国的民主化程不是取决于诗歌和号，而是取决于其经济基础、文化传统及民族素质。换句话讲，不是泽东生来喜“独裁”、“专制”而是历史选择了泽东，选择了共产党来领导中国革命。

泽东必须持共产党的“领导一切”他便同时陷一痛苦的矛盾中。因为失去了制衡力量就等于失去了真正有力有效的监督，久而久之必然生腐败和蜕变。华国锋还记得早在六十年代初泽东的一则批示：

“我也同意这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路的领导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泽东不能放弃党对革命的领导，他剩下的惟一选择就是发动群众，通过一次又一次运动来清洗这个党，以保证这个党的纯洁与活力。他生前没完没了地讲“不腐，枢不蠹”的理，就是他行动的哲学依据。

周惠默默烟，久久不作一声。

他对“文化大革命”持彻底否定的态度，但此时此地，显然不宜讲。何况，他并不否认泽东发动运动的最初动机的善良和好；何况，作为党员，在中央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不宜上与党的主席发生激烈争论，更何况，今天的谈话，主题决不是讨论文化革命之全是非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