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多少…”

周恩来比斯大林、米扬更早看自己能够担任总理。

我看到尼克松所著《领袖们》的中文版，里面写有这样一段文字：“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说，‘在泽东面前，周恩来好似一位笨拙的秘书，正在服侍一位名的国会议员。’很难想象举止优雅的周思来会是笨手笨脚的样…”

尼克松难以赞同田中角荣的话，我们国内却有人赞同，甚至更夸大其词。什么原因呢？

非“同志关系”的人这样讲不足为怪“同志”中有人这样讲，其中大约有3情况。

第一情况是有些好心人，对总理情的人帮了倒忙。“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已是公认，于是，于便有人总想把总理摘来。总理明明是接受了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决断，以为对党和国家，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有好的。但这些好心人找各似是而非的“据”要把总理的信和拥护说成违心，把赞同说成屈从，把尊重说成让步。这样的结果，总理对“文化大革命”应负的责任，其实是摘不掉的，反而把总理歪曲成了缺乏原则和勇气的人，这就从人品上损害了总理。岂不是适得其反？

凡是不尊重历史的人，最终都要巧成拙。“文化大革命”煽起个人迷信，把天下功劳都归于泽东，错了。此后功劳是大家，错误全推在泽东上，又错了。为什么不是神就是鬼，就不能讲实事求是的真话呢？“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段时间，没听说有几个人反对，包括很快被打倒的那些老。不少人被打倒了还真心喊万岁呢。各省市自治区的问题都是总理主持理的，要说错了，总理如果活到今天，一定会首先站来承担责任。生前全党就一致公认，他是最富自我批评神的一个，从不推诱责任。

第二情况是，一些政治上浅薄的“中才之人”清谈之士，喜自以为是地夸夸其谈。他们一件事也不成，但没有一件事不会发议论。“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后，周恩来逐渐看一些问题，特别是到后期，他对泽东为防止在中国现修正主义所采取的步骤与措施产生了怀疑，越来越多地照自己的意图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于是，这些“中才之士”虽然从未过政治游涡，却在那里指手画脚，把总理的韬略说成不敢冒冲突的风险同泽东正面锋，把顾全大局埋怨为不敢像彭德怀那样摔帽骂娘，把的党和服从组织决议说成缺少独立和个。

中国共产党能夺得天下，靠的是党组织的力量，而不是每个党员的“独立”“个”即便是错误，也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否则就不能保证正确时的全党服从中央，就无法步调一致，就无法形成统：的力量。懂政治的人都不难明白这个理，所以审查时，再大的错误，只要是执行组织决议而非另搞一，你就不能把帐算到他个人上而一打死。否则后患无穷，党将失去统一的意志和力量。

千年的历史证明“上智”“下愚”都容易抱定信仰，很难改变思想。跟他们共事容易建功立业。打天下的共产党人，或者是经天纬地的“上智”或者是大字不识的“老”“下愚”过去的八大军区司令没几个有文化，他们最容易有自知之明，容易团结奋斗，成就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唯有“中才之人”智慧不却什么都知一，这人难有自知之明，个个自我觉良好；各有一，互不服气；清谈起来一个比一个“见解”多，起来只会抱怨不会克服，任何事都难于同他们合作完成，特别是在危难时刻。正所谓“秀才闹事10年不成”那是千古总结来的至理名言。

第三情况是，缺少一理解。

有位外国记者问周恩来：“当你信仰的东西与你民族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你首先选择什么？”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回答：“我首先是个中国人。”正因为这样，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时，周恩来能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把与国民党蒋介石的血海仇放一边，建立起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