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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返延安的前一天，撤离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后，我去向周恩来报告。

他坐在办公室里，左手在腋下，右手扶着额。这些天他昼夜工作，六七十个小时，其间只是偶尔这样坐着打个盹。我屏住呼，悄悄往退。

“何树英，”周恩来也不抬地叫住我“有事吗？”

“没有。东西和文件都收拾完了，明天走没问题。”我小声说“周副主席，你就睡一会儿吧。”

周恩来缓缓放下手，望住我；里网了红丝，却仍然炯炯地光彩照人。

“谈判破裂，全面内战开始。”周恩来问：“小何，说说你对形势是怎么看的？”

“有主席领导，我们肯定可以打败蒋该死！”

周恩来轻轻，带了沉思的表情：“大革命失败后，1931年我离开上海，那时心里一片茫然，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这一次不同了，我相信，少则半年，多则一年，战场上就会有个分晓。”

我用力：“他是找死！”

周恩来笑了：“见分晓，还不等于消灭他。我估计，彻底消灭他还要三到五年。不过，他的失败是肯定的。”这时，周恩来的神情起了变化；凝重庄严，又了一丝讥嘲：

“蒋介石看错了形势哟！这一错，历史就变了。他不打，大家可以民主建国。他这一打，就没有他的份了。”

我想起几乎每个记者都问过的问题：“以后还会谈判吗？”

“会谈判。”周思来肯定地说，神变得冷峻“但那时的谈判同现在就完全不同了，不是我们一让再让，而是要求他们照我们的条件办。一切反动派和封建法西斯分，政治协商的对象不会再有他们，联合政府也不会有他们，他们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

第二天，也就是1946年11月19日，我们跟随周恩来，乘军专机飞返延安。两年后，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中国共产党提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再不是我们一让再让，而是要求他们照我们的条件办。其中，第八项条件是：召开没有反动分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受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全面内战开始，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这才是通常人们所讲的“两命运”的大决战。而我们共产党所争取的“两命运”又不同。首先争取的第一“命运”是“大家民主建国”历史证明走不通。于是有了第二命运，就是建立起以中国共产党为首，联合其他民主党派，对反动派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说，这是历史的选择。

当张治中将军率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京，周恩来设宴招待他们时，看到国民党代表一个个心事重重，沮丧尴尬的样，我耳畔便又响起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不打，大家可以民主建国。他这一打，就没有他的份了…”也就是说，必然导致人民民主专政。

这才是真正英明的预见预言。绝非欺人欺世的占卜势，也非耸人听闻的特异功能，甚至也不同于“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地球最终要毁灭”这类有着非凡魄力、非凡想象力的虽然正确但充满理的遥远而末得证实的预见预言。周恩来的预见预言是真正闪烁着伟大思想家的智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