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自家人”喝酒，脑里那弦就不会绷得，喝兴奋了的时候有，兴奋起来免不了会有一步发展，于是，我又看到一次总理醉酒。

那是1958年的秋天，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官兵在司令员杨勇上将和政委王平上将的率领下撤朝鲜，凯旋归来。周恩来总理满心喜悦，在北京饭店设宴迎志愿军总的同志。那天他很激动，很兴奋，刚替他斟好“酒”他就倒掉了，大声吩咐：“今天我很兴，要动真格的。给我换酒。”他斟一杯茅台“揭发”我们说：“你们那个自产的我不喝了，我喝贵州茅台！”

志愿军官兵呼鼓掌，为周总理“动真格的”而荣耀。这样的场面和气氛我们还能说什么？一声命令，把代酒的全撤了，实实在在拿上来的全是茅台。

我们理解总理的心情。整个抗援朝期间，前方是彭德怀抓总，后方是周总理总揽一切事务。我们计算过，每天工作都在16小时以上；稍有大的战役，便连续几天不合，谁也说不清他费了多少心血和力。大军一过江，弹药、给养、医疗、通运输等等，都是周恩来亲自组织生产调运。在军事上，大的方针、决策由主席定，比如不兵，比如五次战役，比如打到汉城队回撤不回撤，比如防敌登陆作战。但工作都是总理负责。所有前方来电，都是首先由周总理审阅定夺。军事参谋郭英会每天都要给总理一百多份电报，甚至二百多份电报。当时队方面，总参谋长是聂荣臻，总后勤长是杨立三，但战争一打起来，我们都发现，所有发往前线的电报一律由周总理亲自签发，并且主要也是由他拟写。我们曾纳闷，聂荣臻是总参谋长，为什么事无大小全都报请周总理签发？他一主都不能作吗？

郭英会曾向总理建议：“总理，你太忙了，这样下去吃不消的。有些小事、事是否可以叫他们自己解决，叫他们直接理，不必上报？…”

总理摇：“不行。你们不要伯我忙，我能忙过来。”

后来我们才得知，总理对聂荣臻不放手，是因为聂荣臻发的一个电报没上报，主席批评了。总理怕放手再差错，所以持事无细，必要躬亲。

对总后勤长杨立三，总理也始终不肯放手。他与杨立三私人情很，长征路上，总理患肝脓，差死掉，杨立三亲自给总理抬担架，一直抬草地。后来杨立三去世时，总理持为杨立三抬棺材。就这样的情，总理也不肯放手。直到杨立三去世后，黄克诚大将接任，总理才放手。他说黄克诚明全局，知大义，办事稳重，可以放心。

建国之初，中共中央还没有政治局常委，就是书记，五大书记大权总榄，主席只抓中心问题，事务全总理，总理不但要抓军事，抓建设，还要抓宣传舆论工作。

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成为“世界霸王”必须鼓动全国人民敢同国斗争。当时国内存在的主要思想问题是崇、恐、媚。许多民主党派都忧心仲仲，向中共中央提问题，集中就是国那么大，打不赢怎么办？所以兵前后总理忙坏了，经常是几天几夜不合。

西厅总理办公室分前院后院，前院接待外宾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后院接待党内军内负责同志，每天忙完前院忙后院，忙完后院又忙前院。主席说：“你那里是轴心。”

在我记忆中，当时的政府长，民主人士占很大比例，都归总理，总理每星期都要同他们谈话，通报情况，统一思想，合力对敌。李维汉、陆定一、聂荣臻、杨立三，每星期至少同总理开三次会。

接着国人轰炸铁路，滕代远和吕正来总理这儿越来越频繁，抢修铁路也要总理亲自抓。

那时空军刚建立，上面对了参战问题。刘亚楼司令员和苏联顾问也来得一天比一天勤。

后又爆发细菌战，问题也是由总理抓。从前方来的细菌，组织医务人员分析化验、专家鉴定，而在国际上开展宣传斗争，搞了相当长时间，费总理大量心血和力。

后来一面打一面谈判。我们与金日成有个私下的协议：谈判桌上以朝鲜方面为首席，但大政方针由北京作。李克农驻开城，与北京搞一条线。上午谈判，下午李克农、乔冠华在开城将谈判情况汇总，报到北京，北京在黄昏时已研究完第二天的发言及策略。

当时总理办公室有位笔杆叫杨刚，执笔写谈判发言稿。她写完初稿总理，总理连夜修改之后转发开城，开城李克农主持，吃透神，指挥前台行谈判，谈判桌上的人基本就是照稿念。《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朝鲜谈判的稿也是由杨刚写好初稿，然后总理改定(杨刚在反右斗争时自杀了，非常可惜)。谈判前后拖了近2年，每天的发言，每天的斗争方式方法就是这样由总理定下来，然后请泽东过目审定。那是多少个不眠的日日夜夜啊，总理的工作量可以说比“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不小，只是心情完全不同罢了。

现在，抗援朝终于胜利结束，志愿军都凯旋而归，总理怎么能不兴呢？怎么能不喝酒呢？又怎么能劝他不要喝酒呢？

我们心里明白，这一次总理不但要喝，而且设法不叫他多喝。大凡前线下来的人，刚结束了生死考验，不会喝酒的人也能变成酒桶，喝半斤白酒不眨。何况杨勇、王平本来都是善饮的将领，那酒便闹闹，轰轰烈烈地喝起来，都喝得红光满面，神采飞扬。

总理越来越兴奋，话也越来越多，这是醉的开始。我们谁也无法涉，怕破坏了气氛，只能向志愿军代表们小声提醒：“喝不少了，该结束了，舞吧。”

“好，现在去舞。”总理终于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挥手招呼大家去舞。他已经站不稳，虽然竭力想走平日的风度，但已力不从心。我上去搀扶：“总理，先休息一会儿再吧？”

“没事，我没事。”总理兴致很，挥开我们，步履不稳地下到舞场，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我们不放心，志愿军文工团的一些女战士也看总理的醉意，大家追随在总理后，一边看总理舞，并且希望自己也能跟总理一场，一边留心总理不要摔倒。

还好，总理连两场舞，虽然不稳，却持着不曾摔倒。他即便醉成那样，对文工团的女孩们仍是那么尊重有礼，保持着雅的舞蹈动作，曲终时还彬彬有礼地向女战士致谢，然后走到场边，坐下来休息。

这一坐下，酒大概涌上来了，他的目光变朦胧，这是超过了神采飞扬，两目有神的“第二原现象”第三阶段，渐渐垂下，一一歪倒，终于躺倒在椅上。我们早有准备，上奔过去，连椅带人一抬了休息室。

这一次烈，谁也没数总理喝了多少酒，反正席宴会的所有志愿军代表，都和总理碰过杯。代表们都满足了，兴了，总理把乐送给了大家，自己却大醉倒下。医生赶来诊疗抢救，总理在北京饭店里睡了一夜才清醒过来。

早晨，总理一睁，忽然叫了一声：“哎呀，报纸怎么写的？”他急切地招呼我：

“何秘书，你快去人民日报社，可不要写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