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第五办公室”可就是广袤万里的大气势了。天上地下，山海边；农村、厂矿、机关、学校、街、商场，无不是他的办公室。

话讲到这里，一般人都不难理解其中的义了。总理一生，不允许一分一秒有虚度，要求我们秘书敢于并善于“见针”无论何时何地，抓住总理一空闲，哪伯只是分秒之间，也要“针”

这“针”就是汇报条。

所谓汇报条，就是一张纸，将我们要呈报的事情或问题写在纸上，有空就随时可以总理看。总理看完作批示，如果反映的问题重要，还要转呈主席看。这汇报条的分量就确实够重了。

所以，汇报条要求我们要用墨，不许用浅；字要写大些，不许草，也不能太小，怕主席看着费力。内容要简明扼要，有骨有。所谓骨，就是事实；所谓，就是我们在调查了解中所形成的看法和意见。

汇报条不好写；有用的话一句不能少，没用的话一句不能多，而且要尽量让自己站在总理的角度考虑哪些内容有用，哪些没用。杨纯虽然是女同志，但她早就担任了地委书记，有很的工作能力。就是这样的同志，调来总理边当秘书，负责农业方面，她第一次写汇报条，就写了12次，后来还是在老秘书许明同志的帮助下才完成。

地委书记本就有秘书，还能不如秘书平？不要忘了，这是总理秘书，凡事要站在总理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就是能当好地委书记未必能当好秘书的原因之一。

“事必躬亲”这只是总理的愿望和追求，实际上不可能到。所以我们这些秘书经常要代替总理去参加国务院各委的会议。在会上只能带耳朵和睛，只能动手记不能张嘴讲，发议论是绝对不允许的。听了看了记下了，回来就写汇报条，见针，报给总理，总理批示后，就可以向各委负责人张嘴讲话，发布指示了。

在飞机上，在船里；在火车和汽车上；在轰响的厂矿，在书声朗朗的院校，在田间地，在沸腾的库工地，总理都曾批阅过汇报条。这个汇报条也不断“完善”开始只是一张纸，后来统一规格，变成专门印好的纸；抬印有“每日汇报”4个字，下边一分为二，一半是写汇报内容，一半是空白，留给总理写批示。

我们每次外参加会，回来必写汇报条，开门见山，不容一句话。比如：今日某某长会议议了几个问题，1、2、3、4、5，不满一页纸，必须全写清。

汇报条内容广博繁杂，上至天文地理，下到蒜。比如秘书赵茂峰，至今保留着总理圈阅过的一张“小”汇报条：

“总理：

首先谢谢总理对我家里的关怀。今晚接家信称：这次地震，我家里的房屋都倒塌了，由于救得快，人没有发生大的事故，特此报告。并再次谢总理的关怀。

赵茂峰”

就这样一个汇报条，总理去邢台地震灾区视察问时，专门接见了赵秘书的父母和伯父母。

递汇报条，有时还需要有简单的汇报，回答总理的提问，特别是大事件和绝密事件。记得有次乘汽车，我见针递上汇报条。总理一看，先伸手下起动电钮，玻璃隔断升上来，将前后座位隔开后，总理才提问题，听取汇报。有时，他向我们待主席办的绝密事件，也要先将玻璃隔断升上来，然后再开。

当然，汇报条并非只能在“第五办公室”见针地呈送总理；在西厅他的“四个办公室”里，我们也可正常工作程序呈递，而且这样呈递的汇报条也是大量的。不过，由于汇报条可以在“第五办公室”的广阔天地里随报随批，确实提了办事效率，使总理在有限的生命里，为中国人民多办了许多许多事。

记得“文革”期间，宣统皇帝溥仪病逝了。赵秘书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写了汇报条呈送总理。

总理在“文革”中有多忙，无须我再多讲，公布于世的大量文章已使人们有所了解，以致于工作人员写了那篇著名于世的请求总理注意休息的大字报。我这里只举两个小例，就可以使人们更切地会到总理在“文革”中有多忙。

我跟随总理几十年，听惯了他的一句禅：“你们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你们怕什么？我能忙过来。”

我曾目睹周恩来连续工作一星期，只休息了13小时。这是当时的总理卫士长成元功同志一分一秒计算来的，从总理上床计时，到起床止，不论是否睡着，累计躺下休息小时。就这样的劳作，总理仍是笑着说：“不要，我能忙过来。”他访亚非十四国时，我们一分一秒算计，他平均每天睡眠只有2小时，却仍然神抖擞地说：“我可以，我不怕忙。”

这样超人的力和忘我的神“文革”中却自己承认忙垮了。

我清楚地记得，总理曾当我们好几个人的面，说过两句至今想起仍然止不住想落泪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