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从来不追求名誉地位。四届人大时，泽东亲笔批准邓颖超担任人大副委员长，周恩来压下这个批示，邓颖超不知，知后也支持丈夫这样。

最典型的例莫过于周恩来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的办公室，秘书和卫士可以随时，邓颖超却自觉地不。办公室有三把钥匙，周思来一把，机要秘书一把，值班卫士一把，邓颖超没有。

年，有人找邓颖超了解周恩来生前的一项工作，邓颖超说不，她不了解。但她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这是她所了解的周恩来——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越是党的负责，越是担负责任重大，越要以作则地到这一；越是对自己亲近的人，越要警惕不例外。

周恩来冷静思考的结果是，这位伴侣必须是“能一辈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狼”于是，他明智地选定了邓颖超。

邓颖超不谋求权势，从不打总理招牌办事。她谨慎，避免给总理招来麻烦。

总理找到邓大伴侣，是他一生的幸福，也是他远见卓识的一个证明。战争年代的颠沛漂泊、奋斗牺牲且不说，就是城后，中南海所有的人，上至泽东下到一般服务人员，无不公认周恩来是“最忙的一个”我们嘴上不敢说，心里是常常拿江青与邓颖超相比的。这一比，不仅是比泽东在生活上的不幸和周恩来的幸福，同时还比了作妻的难：

邓颖超不借助周恩来的名望、职务，所以她有独立的自我，反而受人尊重。江青总想借助主席的威望，反而失去自我，结果应了主席所言：“积怨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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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也提醒：“恩来，该吃饭了。”如果周恩来仍然不停止办公，那就加重语气，改称：“总理，该吃饭了！”

这里比较一个例。江青常常是径直闯“”要见主席，发表见解，预政事。邓颖超从来无须周恩来声明“她是她，我是我”从不过问周恩来的公事。

邓颖超脸上掠过一丝笑纹，那个笑给我留下极印象，包了多少情多少心意啊。

有时大跟总理一吃顿饭，很兴，很开心，秘书们却为急事急件所迫，常常到餐桌旁去请示报告。邓大从没为此生气。我在总理边几十年，只听大说过一句算不得牢的苦涩话。那是一次吃饭，由于不断有秘书来请示报告，总理不停地放下筷又抓笔，甚至吃两饭就得说七八句工作上的话。邓大开始还独个儿慢慢吃，趁秘书来去的空间抢说几句话。后来怕总理这顿饭吃不饱就不枪时间了，让总理在秘书来去的空间抓吃几饭。再后来，见总理又批文件，又待工作，空往嘴里拨饭，她心疼地皱起眉，放下筷，默默地望着总理，好久好久目光一瞬不瞬。

我无限歉疚地望着邓大，张一张嘴，却什么也没说来。

所以，她耐得了“女人的寂寞和委屈”理解丈夫，支持丈夫全心地去为理想持搏，为人民服务。

这样称呼是为了表明，我不仅因为你是我丈夫才关心你该吃饭了，更因为我们是战友、同志，我必须站在全国人民的利益上来提醒你惜，时吃饭。

“恩来，该活动一下了。”邓大在门最讲的就是这句话，每天讲一遍，不多打扰总理，能提醒他活动一次就满足。

江青也曾跟随泽东经历艰难险阻和惊涛骇狼，她与泽东的婚姻最终却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可见，光是能经大风大狼还不够，作为领袖的妻，必须要备优秀的品。比如江青和邓颖超，她们的品德和格就有很大差异。

事。所以，卫生间被我们称为“第一办公室”也曾被大苦笑着称为“成了我们的谈话间”我们也自觉，逢大来跟总理谈话时，尽量不跟大抢这几分钟的洗漱时间，除非有特别重大的事。

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定恋关系后，彼此都不知对方加了中国共产党。邓

从通信确定恋关系时起，周恩来与邓颖超就确定了允许并尊重对方可以有秘密，只属于个人的秘密，不像传统世俗的旧观念，所谓夫妻一，就不能有各自的独立和隐秘。

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后，第二天便订立了一项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门共事。几十年来，他们都遵守了这个协议。

几十年的时间，我前天天重复一个画面：当周恩来连续工作超过10小时后，邓颖超的影就会越来越频繁地在门现，走过来，晃过去，最多不过贴在门探张望，却不总理办公室一步。

“你也快吃。”邓颖超柔和地促，接着抬望住我，说那句苦涩的话：“你们也给我们老俩留个说话的时间呀。”

江青权力太，终于发展成野心。她挂在嘴上的话是。“我代表主席看望你们来了…”搞得泽东不得不再三再四申明：“她是她，我是我，她不能代表我，她只能代表她自己。”

光是革命者，不会有这笑，光是贤妻良母，也不会有这笑.必须兼有革命者和贤妻良母这两条，才可能有这笑。

作革命家的妻难，作革命领袖的妻更难，作周总理的妻才是难上加难啊！

江青是个勇于索取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要求得到报偿；她的奋斗神确有超过常人之，但奋斗后的索取，也必须加倍地超过常人。所以，她耐不得“女人的寂寞和委屈”不理解丈夫，经常跟丈夫大吵大闹，结果是越吵越闹情越糟。

江青太重名誉地位，中共八大没有当上代表，一会儿疑神疑鬼怀疑汪东兴搞名堂，一会儿又找丈夫闹，认为这是泽东剥夺了她应该有的代表资格。

幸亏周总理早在旅欧初期，结了一位同情革命的“丽的姑娘”时，远见卓识地作判定和选择：“当我决定献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伴侣，她不合适。”

邓颖超是个乐于奉献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是为了“给予”；给予党。给予人民。

总理逝世后，一些同志找邓颖超了解总理生前的各事迹经历，邓颖超说不上来，只能歉意地说：“他的工作我不了解，许多事秘书知，我不知，你们找秘书问去吧。”

用张佐良同志回忆时讲过的话说，叫作“一片赤诚可对天。”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对不起总理和邓大。但我知这说法只反映我们的心情却并不正确。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总理和大确实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

终于，当总理把一个急件我时，抬看到了对面望着自己的妻，觉到那目光的异样，小声说：“小超，你怎么不吃了？别等我，菜要凉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