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说。

假如当时我及时向大人报告，有关嫌疑人的情况是不是可以收集得更多一些呢？产生这想法是在最近。

当时我认为记得嫌疑人的长相是坏事。如果只有自己能正确回答，甚至警察和老师都会察觉只有我什么都没有，然后对我行谴责。但是，我不后悔当时回答不记得。到后来我甚至认识到，也许这么反而更好。因为罪犯没有抓到。如果说记得，被罪犯知的话，下一个目标就会是我。我说不记得，就可以保护自己。

可能因为当时的朋友已经不只限于年龄相仿，或住在附近，而已经发展到愿意与志同合的人往，或者也可能是因为不想再回忆起那次凶案，总之那件事之后，我们四人就很少一起行动。升五年级后，我加了排球社，到六年级时成为儿童会副会长的候选人，并最终成功当选。会长一职由男生担任，所以妈妈要求我竞选副会长。了新朋友，有了新的环境展示自己，我竭力恢复名誉。升中学后，我带承担学生的工作，还积极参加社区义务活动。所以周围的人更夸我。

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其实都是在逃避。远远地看到总是有些战战兢兢、缩缩脑的纱英，常常逃学旷课的晶，和沉迷于夜游、走上盗窃歧途的由佳，我认为自己是在那件事之后最努力地一个，并已经充分履行了在案件中应该承担的责任。我始终持有这想法，直到有一天我们被惠理的妈妈叫到家里。

在凶案过后第三年，惠理的父母要返回东京。据说她妈妈在破案前不想离开那个小镇，可是由于丈夫工作上的安排，不得已决定离开。她的妈妈因为女儿惨死伤心过度，神上受到很大打击，甚至一度卧床不起。她比谁都希望破案，可是还没有到能够独自一人留在小镇找到罪犯。

初一那年夏天，我们四人被材窈窕修长、犹如女明星般的她叫到家里。她说想在离开之前最后听一次当天的情况，还说这是最后一次。我们没能拒绝。

惠理爸爸的司机开着一辆大车把我们一一接上，开向足立制造厂的员工公寓，我们四人曾经拜访过那里。那次凶案之后我们四个人还是第一次一起行动，可是途中我们完全没有谈及那次不幸，只是说一些无关痛的话题，诸如兴趣小组的活动如何、期末考试怎么样之类。

只有惠理的妈妈一个人在家。

那是周六的下午，天气晴朗，房间犹如档宾馆，从楼里看下去，整个小镇尽收底，糕上嵌着很多我叫不名字的果，据说是特地从东京运来的，红茶也非常好喝。如果惠理在的话，应该是异常优雅的饯别会，可是，惠理被杀了。与晴天的天气相反，房间里气氛很凝重。

吃完糕后，惠理的妈妈要我们讲讲案件的经过，四个人以我为主大概讲述了那天的情况。忽然，惠理的妈妈发歇斯底里的喊声：“够了！你们就像傻瓜，总是反复说记不起长相，就因为你们这么笨，所以过了三年还没有抓到罪犯。惠理就是因为和你们这样的笨一起玩才会被杀害，都是因为你们，你们就是杀人犯！”

我们是杀人犯——她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那次凶案之后，我们很痛苦，也一直没有放弃努力，没想到最后不仅没能赎罪，竟然变成是由于我们的过错造成了惠理的死亡。惠理的妈妈继续说：“我绝不会原谅你们。在诉讼时效内，你们必须找凶手！否则，就必须赎罪，直到我满意为止。如果不到，我会向你们复仇。我拥有的金钱和权利超过你们的父母好几倍，我一定要让你们受到比惠理更惨的惩罚，只有为惠理的妈妈的我才有这样的权利。”

比起那个罪犯，惠理的妈妈似乎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