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为了追求效率，它将劳动与享受归纳为象的生产和消费，以制度化的方式保证了功能。细节在制度的格式里简约，生动的质渐渐消失了。它过速地完成过程，达到目的，余下来的还有什么呢？其实，所有的形式都是在过程中的。过程缩减了，形式便也简化了。所以，描写城市生活的小说不得不充满言论和解析，因为缺乏形式，于是难以组织好的故事。现代小说故事的变形、夸张、颠倒，都是为了解决形式的匮乏，但也无济于事。以至于，狼汉、无业者、罪犯、外乡人、内省人、神病患者，会成为城市生活小说的英雄，因为他们冲了格式，是制度外人。他们承担了重建形式的幻想。在这一个发展中的时期，我们的城市其实还未形成严格的制度，格式是有缺陷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有着传奇的表面，它并不就因此上升为形式，因为它缺乏格调。在突如其来的冲击之下，人都是散了神的。而真正的形式，则需要神的价值，这价值是在长时间的学习、训练、约束、取中锻炼而成。而现在，显然时间不够。像我们目前的描写发展中城市生活的小说，往往是恶俗的故事，这是过于接近的现实提供的资料。

比如，著名的盛产年画的杨家埠。在往昔的岁月里，收过秋后，就有贩年画的客商，从遥远的东北赶着车早早来到杨家埠。他们睡在画坊的阁楼上，画坊里通宵达旦刻印年画，赶着定货。客人睡梦里都是，印板拍着印机，啪啪的响声。等货齐了，捆扎着装上车，再上漫漫归程。此时，已近年关。这一个买卖的过程，相当漫长，效率相当低。每一步都须人到手到，就是由于这样的动作和环境，情景便产生了。还有，在绍兴的乡间，我认识一位公公，他每天上午要去镇上茶馆喝茶。他背一个竹篮，篮里放着自己吃的糕，篮上再挂一件布衫，以防变天时好添加。一清早起，沿了河走一段，稻田间的田埂走一段，穿过一两个村落，走过二三座木桥，太了，他就踏了茶馆。我住镇上的时候，他送过我两次礼，一次是他园里结的第一个葫芦，二次是他喂的母下的一批。这就是公公的生活方式，这方式是可称为形式的，因为它的神成份，已经超过了实用的任务。再有，我所队的安徽农村，县里召开基层会，是不负责伙的，那就需要队里自己解决吃饭的问题。于是，便要带上个专门饭的，还要到城里联系个饭的地方。这方式也是有人情味的，它包着人和人的特定的关系。在那里，假如有人病重，要送城里医院治疗，病人要去，病人的丈夫或者妻自然也要去。父母一走，孩怎么办？带去。那么猪谁来喂？谁来喂？于是跟去。狗会自己找，本是不必去的，可因为眷恋家人，便也去了。就这样，医院的院里都是一家，一家，飞狗，烟薰火燎，像个野营宿地。可是，有趣味的形式，就是发生于此。在农村时，有个小姊妹邀我一同去赶集，她怎么动员我？她说，路上要经过两井呢，都是甜井！

小说这东西，难就难在它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所以必须在现实中找寻它的审质，也就是寻找生活的形式。现在，我就找到了我们的村庄。

这方式在当时都被艰难的生计掩住了，如今，在一个审的领域里，我重新发现了它们。它们确实是以低效率和不方便为代价的，可是，艺术和现代化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

1999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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