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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治之关系，并提倡实践他的理论的创作。这更是跟新文学运动一脉相承了。新文学运动以斗争的姿态现，它必然是严肃的。他们要给白话文争取正宗的地位，要给文学争取独立的地位。而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喊了吃人的礼教和救救孩，开始了反封建的工作。他的《随录》又烈的讽刺着老中国的病。一方面人主义也在文学里普遍的表现着。文学担负起新的使命；合了五四运动，它更上了领导的地位，虽然不是唯一的领导的地位。于是文学有了独立存在的理由，也有了新的意念。在这情形下，词曲升格为诗，小说和戏曲也升格为文学。这自然接受了外国的影响，然而这也未尝不是载；不过载的是新的，并且与这个新的合为一，不分主从。所以从传统方面看来，也还算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攻击文以载，一方面自己也在载另一，这正是相反相成，所谓矛盾的发展。创造社的浪漫的伤的作风，在反封建的工作之下要求自我的解放，也是自然的趋势。他们调动的神，调灵冲突，是依然在严肃的正视着人生的。然而礼教渐渐垮了，自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中国的暂时的繁荣里越来越大了，于是乎知识分讲究生活的趣味，讲究个人的好恶，讲究边琐事，文坛上就现了言志派，其实是玩世派。更一步讲究幽默，为幽默而幽默，无意义的幽默。幽默代替了严肃，文坛上一片空虚。一方面情的作品也抬起了，凭着解放的名字跨过了健康的边界，自然也跨过了严肃的边界。然而这空虚只是暂时的，正如那繁荣是暂时的。五卅事件掀起了反帝国主义的大，时代又沉重起来了。接着是国民革命，接着是左右折磨；时代需要斗争，闲情逸致只好偷偷摸摸的。这时候鲁迅先生介绍了一面是严肃与工作，一面是荒与无耻这句话。这是时代的声音。可是这严肃是更其严肃了；单是态度的严肃，艺术的严肃不成，得合工作，现实的工作。似乎就在这当儿有了新鸳鸯蝴蝶派的名目，指的是那些尽在那儿玩味自我的作家。他们自己并不觉得在消遣自己，跟旧鸳鸯蝴蝶派不同。更不同的是时代，是时代缩短了那严肃的尺度。这尺度还在争议之中，劈来了抗战；一切是抗战，抗战自然是极度严肃的。可是八年的抗战太沉重了，这中间不免要松一气，这一松，尺度就放宽了些；文学带着消消遣，似乎也是应该的。胜利突然而来，时代却越见沉重了。人民的调，重行缩了严肃那尺度。这人民也是一。到了现在，要文学来载这，倒也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过太缩了那尺度，恐怕会犯了宋儒作文害说的错误，目下黄和粉刊的风起云涌，固然是动时代的颓废趋势，但是正经作品若是一味讲究正经，只顾人民，不艺术，死板板的长面孔教人亲近不得，读者们恐怕更会躲向那些刊里去。这是运用严肃的尺度的时候值得平心静气算计算计的。１９４７年４月２３-２５日作。（原载１９４７年１0月１日《中国作家》第１卷第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