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职，只能选择“撤退”的应急办法。

那天，父亲在南京AB大楼召开工作会议。这是原来苏联专家的办公楼。会前获悉，造反派要来冲击。有“打不还手，骂不还”的严令，是无法阻挡造反派冲击的。父亲事先布置了几辆吉普车，停在楼后小山上。那山满桃树，固树得名叫桃山。

会议开到半截，造反派果然赶来冲击。警卫只许伸脸不许伸手，怎么可能拦挡得住？造反派轻易冲了大门。于是，父亲便指挥与会者从桃山撤。

坐上吉普车，父亲半是恼怒，半是诙谐地骂：“桃山、桃山，妈了个X的，逃娘的山里去！”

就这样，父亲从南京乘吉普车，风尘仆仆一天，驶大别山。在路，他喝令停车，下来察看一下地形，下令：“封锁！把机枪都给我架起来，敢登这个坡的，格杀勿论！”

父亲布置完毕，驱车山。不久，便有四五个人追来，似乎发现不对，远远停了车，没敢上坡。因为他们看到路排列开的黑的机枪，还看清了一行大字：军事禁区，不得靠近。

这几个人是造反派的探。

后来，造反派的队伍追到六安县。从山上望下去，像黄蚂蚁和蓝蚂蚁组成的游蚁兵，浩浩，声势不凡。据路的战士讲，大队人举的标语喊的号都是“打倒许世友！”“活捉许和尚！”

那几个探投造反派的大队人中，浩浩的队伍立刻停住了，到底还是不敢试探“许和尚”的决心和手段，喊过一阵号，便悻悻而去。

从这一天起，我的父亲开始了“武装割据”的生活。

一二六医院，对内叫医院，对外叫队。父亲在医院内外确实署了一批队。

医院有四栋大楼，每栋楼之间有地连通。父亲住第四栋楼的三层，正是我服务的那栋楼，正好领导决定由我来给父亲护理员。

又气又累，父亲一到便生病了，却不肯休息，集合他的警卫班，亲自教练少林拳。“呀——嘿！”的发力声打破了医院的清幽宁静。

第二天我去看父亲时，那情景至今想来仍到稽。上到二楼，医生护士们正在忠字舞。可是上的楼板一个劲震响，搅得舞蹈始终不整齐。

上到三楼，练武的发力声和跺脚震聋发聩。父亲在大厅里亲自训练他的警卫班。以后天天如此，二楼忠字舞，三楼练少林拳。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天的晚上，我去看望父亲，见警卫班的战士们又排列在大厅中，成演武队形。我从这些虎威虎势的战士的后面走过，一门便觉得气氛异常。

秘书悄悄说：“中央文革来电话了，小声，司令在打电话。”

我已经听到了父亲打电话的声音。北京那边的声音听不到，父亲的声音却格外清楚，至今记忆犹新。那对话大致是这样：

“我有错误，在历次召开的军区党委会议上过检查。”父亲的声音带着哭腔，还有几分委屈和愤懑“但我是忠于主席的，烧成灰也是主席的人！”

“…”“我是司令员，都过检查，跟他们没关系，我已经了检查。如果中央认为不行，我可以继续检查。”

“…”“我的错误可以由组织上审查，不允许造反派搞人攻击！”父亲声音陡地起来，两火爆爆地扫向我站立的门，我不由己地退了一步。刹那间门外大厅里响起吼声，警卫班开始练，楼板发地动山摇般的震颤。

父亲的两黑眉像两条大的虫一样在额上蠕动，爬成一团，沉着脸听了几十秒钟对方的讲话。

“我不去！”父亲突然冲着话筒叫喊：“组织上审查可以，去接受人格污辱不行！我许世友要命有一条，受辱不答应！”

“…”“没什么，我的卫兵要练！”

“…”“没什么意思，他们天天练，组织上可以审查，一天没断过，军人就要常备不懈！”

“审查可以，谁对我行人格污辱也不行！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污辱我人格这个矛盾就要转化！”

“…”“就是要转化！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没什么冷静不冷静，我参加过七次敢死队，我怕什么？敢来就打死？”

“…”“我造反还是他们造反？”

“…”“我这是军事要地，保密机关，谁也休想来！我这儿就是有队，他们是听从我命令的，是保护我的。”父亲将话筒拿开一些，警卫战士演武的吼声雷一般传。他又对话筒叫喊一声：“我不同意，谁也休想来！”

父亲把电话掼下，从牙里骂一声：“妈了个X的！”

父亲要去看看演武的警卫战士，刚走近门，忽然一晃，忙去扶墙。

“爸爸！”我呼喊着，冲上前扶住了他。他脸苍白，地靠住我。我和工作人员忙将他扶到床上。医生张检查；血压，心脏也不好，还有冒。

我知，他虽不怕死，却包袱很重，已经快承受不住这压力了。因为这不是跟国民党斗，而是大有对抗中央之嫌。他宁死也不敢对抗中央这帽的。

父亲病倒了。不断有消息传来，有喜也有忧。

造反派持揪斗许世友，决定在广场开万人批斗大会。周恩来亲自派调查组赴江苏，并待说：“不许揪许世友，如果揪的话，我一小时就赶到南京去！”

南京军区空军聂凤智司令员是跟父亲一大别山的，造反派让他回去接受批斗，大概上边也有人发了话。他考虑再三决定回去接受群众批斗。

“不能回呀！”父亲劝说：“那些人是什么事都得来的。”

“我已经考虑再三，情况不同，我还是回去的好。”

聂司令员回去了，结果很惨，被装麻袋里打，被扔在火车厕所里，一次次批斗，受尽各污辱，落下一病。父亲事后曾难过地说：“那么好的一员战将，就叫这群兔崽毁了，妈了×的！”

记得1969年10月的一天，父亲病得很重，在房间里生起小火盆。几年前，他在严冬里还去长江打鸭，在八卦洲上静卧几个钟不当回事。可是现在才十月份，他已经受不住大别山的秋凉了。

我同袁鲁生、张丹义一看父亲。袁鲁生的父亲袁仲贤是父亲的老战友。父亲一生只介绍过两个人参加共产党，袁仲贤就是其一。张丹义的父亲陶勇，和父亲更是一参加革命的老战友。

父亲躺在病床上，看到我们，招了招手：“来吧，过来，坐这儿，都坐吧。”

我们在父亲的病床前依次坐下，我望着父亲，心里有些酸楚。不因为他形容憔悴，而是到他的神有些垮了。他何曾用过这样沮丧的语气讲过话啊！

“唉，我年纪大了。”父亲叹着长气，伤地望着我们，两暗淡“桑园、阿胖、，”父亲叫着我们的名字。阿胖是袁鲁生的小名，是张丹义的小名。父亲声音沙哑地说“现在又生一病…如果我不行了，千万不要把我送火葬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