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他自己，而是权力，是那迫他的、从未见过的、不可捉摸的权力。

领事馆的门还闭着，他接了门铃，没有回音。他到浑灼如焚：回去，快走，下楼去！但他又投了门铃。里面传来了缓慢的脚步声，一个仆役笨手笨脚地开了门。他的穿着寒酸，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显然正在打扫办公室。“您有何贵？…”他声气对斐迪南嚷。“是约我…我…到领事馆…馆来的。”他结结地回答。见了一位仆役都结结的，他自己也到羞愧，因而准备回跑了。

仆人傲慢无礼地转过去。“下面牌上写着：‘办公时间：十至十二’，你不认识字吗？”不等他回答，就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斐迪南站在那里，全一阵痉挛，心里到无比羞愧。他看了看表，才七十分。“疯了！

我真是疯了。”他结结地自语着，像个老人一样颤巍巍地走下楼去。

两个半小时——这段时间无事可，真是可怕，因为他到每等一分钟，他都要失去一份力量。刚才他曾振作起神，作了准备，斟字酌句，有成竹，把整个场面在心里作了预演，然而现在在他和他积蓄的力之间落下了一两个小时的铁幕。他吃惊地到，自己心里的全情都化成了烟，要说的话，在神经质的逃遁中相互践踏，碰撞，一句句都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了。

他曾经这样设想过：当他到了领事馆，立刻通报给了军事科科长，他和这位科长曾有一面之。他是有一回在朋友家认识他的，和他一般地寒暄了几句。他知他这位对手是个贵族，英俊潇洒，八面玲珑，温文尔雅，自命不凡。他喜表现得宽宏大量，关心别人，而不以官员的面目现。这虚荣心是他们人人都有的，都希望别人把他们看作外官，看作可以自己主的重要人，所以斐迪南在这里打算这样：先通报去，客气有礼，先一般地寒暄，然后就问起他的夫人。那位科长一定会给他让座，并递给他一支香烟，等他的话一停，科长就会客气地问：“有什么事要我为您效劳吗？”科长一定会这样问他的，这一很重要，不能忘了。随后他得冷冰冰地，漠不关心地回答说：“我接到一封信，我想去那边到M区去了解一下。一定是错了。那时候曾特别宣布我是不适合服兵役的。”这些话要说得非常轻描淡写，让人上觉得他对这件事是毫不在乎的。这时科长就会拿那封信来——他那副懒洋洋的样他是熟悉的——向他解释说，这是一次新检，他一定早已在报上看到过这项要求了吧，即过去退役的现在必须重新报名。听了这话，他依然非常轻描淡写地上耸耸肩膀说：

“原来是这样！我是不看报的，我没那份时间。我得工作。”那位科长一定上就会看，他对整个战争是漠不关心的，他是自由自在、独立不羁的。当然，科长会向他解释，他必须服从这个要求，对他个人来说是很遗憾的，可是军事当局以及其他…这时候态度该厉害了。

“我理解，”他得这样说。“可是现在我不能中断我的工作。我已经与别人谈好，举行一次我个人全作品的展览会，不能不讲信用。我已经向人家作了保证。”随后他就向科长建议，或者给他把期限延长，或者由这里领事馆的大夫给他重新作次检查。

到此为止，一切都很有把握。但从这里开始事情就会岔。如果那位科长一同意，那么无论如何总算赢得了时间。但是，假如他彬彬有礼地，以那冷冰冰的、敷衍了事的态度，突然打起官腔来，客客气气地对他解释，说这样就超越了他的权限，是不允许的。这时候，他就要表现得果断。他先要站起来，走近桌，以定的声音，用非常定的、不屈不挠的、发自内心的果断的声音说：“这我已经知了。请记录在案：由于经济方面的责任，我不能立即应召，要推迟三个星期，以尽到我义上的责任；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都由我自己承担。当然，我并不想逃避我对祖国的义务。”他挖空心思想了这些措辞，到十分得意。

什么“记录在案”什么“经济方面的责任”听起来煞有介事，冠冕堂皇。如果科长还要提请他注意这件事情的法律后果的话，那这时语调就得更尖锐些，并冷冷地将这件事情收场：

“我懂得法律，知此事的法律后果。但是我刚才说的话就是我的最法律，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我甘愿承担任何风险。”说着匆匆鞠了一躬，中止了这场谈话，向房门走去！领事馆的人一定会看，他不是工人或学徒，要等别人让走才走，而他却不一样，谈话该什么时候结束，这是由他自己来决定的。

他走来走去，把这场谈话背诵了三遍。整个构思以及语调他都非常满意。他焦急地等待着这一时刻的来到，就好像演员地等着别人的暗示，好把他的台词接着说下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