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雇佣一批告密者，在不同的地方一起告发，众一辞地诬告某人谋反，使不明真相者信以为真，被诬告者有难辩。二是严刑供。比如索元礼、来俊臣的刑，光是大枷就有十，名称也十分吓人，有“死猪愁”和“求即死”等等。常言说“死猪不怕开”又说“好死不如赖活着”酷吏的刑法既然能让死猪发愁，恨不能上就死，可见比开还厉害，比死亡还可怕。第三办法更便当，就是一刀砍下犯人的脑袋，然后在预先写好的供词上下犯人的手印。有这么多办法，什么案不能小题大，变成必须从重从快的大案要案？

然而武则天的政权并没有垮台。相反，在她登基之后，新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还当真现了新的气象。这些成就甚至连武则天的敌人也无法否认，而且被视为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其实这事一也不奇怪。因为武则天一当上皇帝，便迅速地调整了政策，由压一变而为怀柔，由恐怖一变而为开明。这既是武则天明之，亦无妨看作她本所然。武则天毕竟不是嗜血成的杀人狂，而是老谋算的政治家。她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用，不同的时候应该有不同的政策，就像人们上的天空一样，有时候和风细雨，有时候雷霆万钧。生与杀，与恨，宽容与忌刻，抚与整肃，全都取决于政治的需要。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这个非凡的女人不惜翻云覆雨，左右开弓，也不惜尔反尔，翻脸不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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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这件事得似乎不怎么地。禁屠的命令是她下的，告密的风气也是她鼓励的，现在却把告密信给被告看，岂非存心推翻自己的主张，而且故意卖自己的走狗？但对待那些卑鄙下的告密者和卖者，没有什么比当众揭他们卖他们更大快人心了。正如战争只能由战争来消灭，卖也只能由卖

武则天在临朝称制之初曾对臣下说过：“朕情在育，志切哀矜。疏网恢恢，实素怀之所尚；苛政察察，良素心之所鄙。”这话一半是真一半是假。武则天确实并不真心喜苛政，也不真心喜那些卑鄙下、鸷歹毒的小人、酷吏和告密者。任何一个可以称得上“雄”的人，无论他是英雄、豪雄、枭雄、雄，在内心都不会喜这些东西。所不同者，仅在于有些雄者完全拒绝这类下角，有的则把他们视为粪桶便一类的东西，不可没有，但可利用而不可重用。武则天就是这样。她手下最有名的三个酷吏：索元礼、周兴、来俊臣，官阶都不，职位都不重。除了罗织罪名、诬人谋反，也没别的什么权力。理很简单：第一，这些家伙能力不，学问不多，人望不，靠他们治国本就不行，而女皇陛下并不愿意自己的国家紊无序、民不聊生。第二，这些家伙都是鹰犬，而鹰犬是不能喂得太饱的。喂得太饱，他们就不抓狐狸和兔了。

武则天对告密者的厌恶使她忍不住要捉拿一下这些王八。当然，只能挑那些不太重要的事来发难，挑那些不太重要的家伙来开涮。如意元年亦即长寿元年（公元６９２年），武则天为了表示虔心礼佛，心血来，下令禁止屠杀牲畜和捕捞鱼虾（这项禁令在八年后因凤阁舍人崔的劝谏而被废止）。右拾遗张德因为喜得贵，违禁杀了一只羊，宴请同僚，结果被一个前来赴宴的人告发。武则天却在朝会上将告密信给张德观看，还对他说：以后请客，最好先看清人，不要把好酒好菜拿去喂了背后咬人的狗。众目睽睽之下，那个名叫杜肃的告密者当众挨了一耳光，脸上火辣辣，心里灰溜溜，从此抬不起来，再也没脸见人。

实际上酷吏们不把案大也是不行的。因为武则天嘴上说要听取民意，其实只对谋反案有兴趣。既然是谋反，那就不是一两个人的事了，非得有谋反集团不可。于是，只要有一人被密告谋反，他的亲人、朋友、同僚也都得跟着倒霉。这样一来，恐怖的气氛便立即传遍全国。没有人知自己会不会在某一天被告发，也没有人知自己会不会在某一案件中被牵连。除酷吏们外，每个大臣在上朝时都要和家人作生死诀别，散朝时都要庆幸今天又能活着回家。一个王朝的政治气氛到了这个份上，理说恐怕就离垮台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