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也不是没有提醒过年羹尧。二年(公元1724年)十二月十一日，年羹尧正在从北京返回西北的路上，雍正在他的奏折上批示说：“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去声，适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然后他讲了功臣得以保全的三个条件，即一靠人主防微杜渐，不让功臣们陷于危地；二靠功臣相时见机，自己不至于蹈其险辙；三靠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把功臣们推上绝路。雍正这话，说得已很明白：作为一个功臣，是很危险的。一不小心，就会危地，踏上险辙，走绝路，由功臣变为罪人。所以他说： “我君臣期勉之，慎之。”可惜，年羹尧把这些话全当成了耳边风，在回西北的路上，照样趾气扬，作威作福。因此雍正报复心起一发而不可收拾。

但他哪里知，他说的那君臣关系，本就不可能存在。在专制政治的前提下，君臣关系天然是不平等的，而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相互关心、相互激励等等，只能存在于平等的人之间。因此雍正对年羹尧等人的要求，本就不可能实现。年羹尧本人也不知检。据揭发，年在西北军营，十分地作威作福，飞扬跋扈。给他送礼要叫“恭”他给人东西叫“赏赐”；属员谢要说“谢恩”新官报到要称“引见”给将军、督抚的函件，也不用咨文而用令谕，简直就是视同僚为下属。他班师回朝时，雍正命王公大臣郊迎。官员们跪在地上向他致敬，他端坐上，看都不看一。王公们下问候，他居然也只。年羹尧甚至在雍正面前也不知收敛。雍正找他谈话，他叉开双坐在凳上，指手画脚，唾沫横飞。更为严重的是，当时社会上盛传，说雍正某某事整某某人都是听了年羹尧的话。这就大大地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雍正一贯以乾纲独断、察幽微自居的，哪里受得了这个？

这就是雍正的“君臣观”：任何臣，都不能欺骗他，糊他，不能和他耍心，更不能背叛他。

些小。朕不为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唯将勉，在念千古榜样人也。”二年三月，年羹尧为被赐自鸣表一事上表谢恩，雍正又批示说：“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他又说：“总之，我二人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涎就足矣。”

不能说雍正讲的都是假话。他确实是想当一个好皇帝的。好皇帝当然要有好臣僚，也要有好的君臣关系。雍正这个人，是比较孤独的。皇时，他是 “孤臣”；当了皇帝，则是“独夫”他生刚毅、急躁、猜忌、刻薄、冷峻挑剔，易暴易怒，因此在诸王大臣中很没有人缘，几乎和谁都搞不来。康熙晚年，又特别痛恨阿哥结党。雍正为讨父皇喜，更是摆一副公事公办的样，结果是自己更加孤独，格也更加孤僻。因此，当了皇帝后，就很想能有人尽力支持他，以便建立自己的统治系统。然而当是时也，诸王不服，而群臣观望，信得过且可以依赖的，除十三弟允祥外，就只有隆科多和年羹尧。这时的年、隆二人，对于雍正，真可谓久旱之甘霖，撑天之支桩，所以雍正对他们的褒奖捧，甚至到了结的地步，可能连他自己事后也觉有失君王统。不难想见，当他发现年、隆二人竟是那样的有负圣恩时，心里是何等地恼羞成怒、怒不可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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