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下，谁也不肯借钱借粮给贪官们了。富们不想得罪官员，更怕得罪皇帝。再说，他们也不愿意自己的钱粮白白地送给公家。贪官污吏的又一条对策被雍正事先粉碎。

为是官借，利息既，又不怕不还，再说富们也不想得罪地方官，因此这个办法也屡试不。

雍正改革赖以成功的条件和他改革的目标是本相悖的。雍正要惩治的是腐败，反腐败的力量是他的特权，而特权又恰是腐败之源。没有特权，不会滋生腐败；没有特权，又无法惩治腐败。这是一个死结。在封建专制的王朝时代，没有人解得开，雍正也不例外。(完）

现在雍正几乎把所有导致腐败的漏全堵住了。他应该成功了吧？可惜没有。

雍正规定，归公的耗羡，有三大用途。一是填补亏空，二是留作公用，三是发放“养廉银”这是耗羡归公的措施，也是反腐倡廉的措施。雍正为人虽然不免冷酷刻薄，但他的冷酷刻薄只用于权力斗争，也只施加于他仇恨和憎恶的人。对于一般人，他是通情达理的。他并不要求官员们饿着肚办公(也办不到)，相反还主张他们有面的生活。他认为，大小官员，都应该“取所当取而不伤乎廉，用所当用而不涉乎滥”既不可以盘剥百姓鱼民，也不可以故作清贫沽名钓誉。但是，俸禄不能提，而贪污又不允许，官员们怎样才能保证生活的面呢？这就要靠“养廉银”所以，耗羡不可不收，也不能不给官员们用，但要有规矩。一是要适度，二是要合理。其标准，则是官职的低、政务的繁简和赋税的多寡。由这三个坐标系定养廉银的数额，多收就是贪墨。

雍正的又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会考府”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查审计机关，成立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正月十四日。它的任务，是稽查实中央各院的钱粮奏销。雍正知，钱粮奏销，漏很大。

雍正的明，还不仅于此。

雍正先查挪用，后查贪污。而且，在追补赔偿时，先赔挪用分，后赔贪污分，一分一厘都不能少。更重要的是，无论贪污还是挪用，每一笔账都要查清楚，不能混淆。这一下，贪官们最后一条退路也被堵死。

这个问题想得很。我们知，反腐和倡廉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倡廉比反腐更重要。没有保证官吏清廉的制度，腐败就会像割不尽的韭菜，一茬又一茬，真的“野火烧不尽，风又生”于是，雍正决定行两项重要的制度改革，那就是耗羡归公和薪养廉。

就在举国上下穷追赃款、整治贪官的同时，雍正也在思考一个更带本的问题：怎样才能从制度上杜绝贪墨，保住官员的清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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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还只是雍正一系列对策的一分。

可惜这伎俩也逃不过雍正的法。雍正在派特派员的同时，也给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先打招呼：谁也不能借钱粮给官府。要借也可以，这些钱粮既然被说成是官府的，朕就认它是国家所有，你们这些借钱借粮给官府的人，就再也别想把它们收回去。

耗羡，也就是我们前一章说到的“常例”即火耗、米耗等等。是一正常税收外的附加税。这是一半公开、半合法的贪污，弊端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