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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特殊的盘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地方军阀的日益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

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754年）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视为“二圣”

第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起义，形成唐中叶农民起义的。安史之后，国家掌握的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骤降至二百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加在犹在籍上的农民，所谓“靡室靡农，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唐宪宗元和年间，江南八一百四十万农民，要负担唐朝八十三万军队的全粮饷，所以“率以两资一兵，其它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

【安史之的影响】

安史之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

安史之的质是统治阶级内争权夺利的斗争，更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

第一，战使社会遭到了一次浩劫。《旧唐书•；郭仪传》记载：“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广大人民皆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安史之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本质。另一方面，在战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象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局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质。

第二，安史之，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状况遍及全国。安史起，唐王朝分崩离析，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的大将。当史思明之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河南北）、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仿河北中）、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赋不于朝迁”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理。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抗礼直到唐亡，这现象没有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