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使，来大国，必先窥伺将相勇怯，觇察国家弱。若见朝廷威怒未息，事意莫测，必内忧斩戮，次恐拘留，使其偶得生归，自为大幸，则我弱形未，壮论可持。今若过加厚礼，先为自弱，使其知我可欺，则议论愈益难合。必成就其事，尤须镇重为先，况其议未必成，可惜空损事。前次元昊来人至少，朝廷只以一班行待之，今来渐盛，遂差朝士，若其后来者更盛，则必须差近侍矣。是彼转自，我转自弱。况闻邵良佐昨来自彼，仅免屈辱而还。今元昊来人，乞更不差官馆待，送置驿中，不须急问；至于监视馈犒，传语言，一了事班行足矣。”修虽有此议，然不能从。

以著作佐郎邵良佐为著作郎，仍赐五品服，赏使夏州之劳也。

先是元昊书至，既未肯称臣，及如定等来，又多所要请。两府厌兵，姑从之，独韩琦以为不可，屡请对于帝前。晏殊曰：“众议已同，惟韩琦独异。”帝顾问琦，琦历陈其不便。帝曰：“更审议之。”及至中书，琦持不可益，殊变而起。琦退，复上章言：“屈意与和，恐有后患。望令中书、枢密院再三论难，使朝廷得大，契丹无争端，以此议和，庶为得策。”

谏官蔡襄言：“元昊始以兀卒之号为请，及邵良佐还，更号‘吾祖’，足见羌、戎悖慢之意。纵使元昊称臣，而上书自称曰‘吾祖’，朝廷赐之诏书亦曰‘吾祖’，是何等语邪？”时欧修、余靖亦以为言。修又曰：“方今不羞屈志，急就和者，多不忠无识之人。而陕西之民亦急和，请因宣抚使告以朝廷非不和而贼未逊顺之意，然后戒有司，宽其力役可也。其馀小人之论，望绝而不听。”

庚寅，元昊遣使上表于辽，请师南伐，辽主不从。

甲午，枢密副使韩琦上疏曰：“臣闻汉文帝时国富刑措，而贾谊上书以为可痛哭太息。臣窃睹时事，谓可昼夜泣血，非直痛哭太息者，盖以西北二边，祸衅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将危，宗社之未安也。近者契丹遣使求关南之地，邀献纳之名，其轻视中国，意盖可见。而元昊僭号背恩，北连契丹，成鼎峙之势，累岁盗边，官军屡衄，今乘定川全胜之气，遣人约和，则知其计愈而甚可虞也。议者或谓昨假契丹传导之力，必事无不合，岂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罢兵，岂不能使元昊举兵乎？臣恐契丹谓朝廷事力已屈，堕其誓约，长驱众，直趋大河，复使元昊举兵寇关辅，当是时，未审朝廷以何术御之？臣是以夙夕思惟，辄画当今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宜诏中书、枢密院，凡苛碎眇末之务，悉归有司，使从容谋议，专论大计。二曰念边事。今政府但循旧制，才午即，匆遽佥署；谓宜须未正方，延此一时以专边论。三曰擢材贤。宜仿祖宗旧制，于武臣中不次超擢以试其能。四曰备河北。自契丹通好三十馀年，武备悉废，宜选转运使二员，密受经略，责以岁月，使营守御之备。五曰固河东。前岁昊贼陷丰州，掠河外属殆尽，麟、府形势孤绝；宜责本帅臣，度险要，建城堡，省转饷，为持久之计。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内藏库，盖备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财以充己也。自用兵以来，财用匮竭，宜稍金帛以代边用。七曰营洛邑。今帝都无城隍之固以备非常，遽议兴筑，则为张皇劳民，不若葺洛都以为游幸之所，岁运太仓羡馀之粟以实其廪庚。”帝嘉纳之。

是月，获王。

八月，丙申，辽主谒庆陵。

戊戌，诏谏官日赴内朝。

己亥，内藏库绸绢三百万，下三司以助经费，用韩琦之言也。

辛丑，辽燕国王洪基，加尚书令，知北南院枢密使事，封燕赵国王。

丁未，以枢密副使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富弼复为枢密副使。弼犹固辞，会元昊使辞，群臣班紫宸殿门，上俟弼缀枢密院班乃坐，又使章得象谕弼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契丹故也。”弼不得已乃受。晏殊以弼其女之婿，引嫌求罢相，又求解枢密，俱不许。

修缓张氏，冠后，忽疾，白帝曰：“资薄厚，所以召灾，愿贬秩为人。”帝许之，戊申，以修缓张氏为人。

癸丑，以枢密副使韩琦为陕西宣扶使。先是范仲淹及任中师分路宣抚，逾月皆未行。琦言于帝曰：“贼请和无它，则二人遥领宣抚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忿盗边，当速遣仲淹；河东则臣方壮，可备奔走。中师宿旧大臣，毋劳往也。”诏琦代仲淹宣抚陕西，而中师卒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