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民与夏人为市。

辛巳，宝文阁待制、刑侍郎蹇周辅，坐变湖南盐法，抑勒扰，落职，知和州。

武威郡王栋戬卒，以其养阿里骨为河西军节度使，封宁郡公。阿里骨严峻刑杀，其下不遑宁。诏饬以推广恩信，副朝廷所以封立、前人所以付与之意。

辛未，以侍御史刘挚为御史中丞。

庚辰，夏国遣使来贡。

右司谏苏辙始供职，上言：“帝王之治，必先正风俗。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于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邪正盛衰之源，未必不始于此。昔真宗奖用正人，孙奭、戚纶、田锡、王禹偁之徒，既以谏诤显名，忠良之士，相继而起。及耄期厌事，丁谓乘间将窃国命，而风俗已成，无与同恶，谋未及发，旋即放。仁宗仁厚，是非之论，一付台谏。孔辅、范仲淹、欧修、余靖之，以言事相。时执政大臣岂皆尽贤，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随即屏去。故虽人主宽厚，而朝廷之间无大过失。及先帝嗣位，执政大臣变易祖宗法度，惟有吕诲、范镇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台谏有以一言及者，皆纷然逐去，由是风俗大败。臣愿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渐，始于台谏，修其官则听其言，言有不当，随事行遣。使风俗一定，忠言日至，则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

初，差役行于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编充役，不习官府，吏使之，多致破产，而狭乡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免役使民以下钱，而无执役之苦，但行法者不循上意，于雇役实费之外，取钱过多，民遂以病。光为相，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一切以差役代之，轼独以实告，而光不悦。轼又陈于政事堂，光忿然。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尝闻公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邪！”光笑而谢之。范纯仁与光素厚，谓光曰：“治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不然，滋为民病。且宰相职在求人，变法非所先也。愿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谋自己，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设议或难回，则可先行之一路以观其究竟。”光不从，持之益。纯仁叹曰：“以是使人不得言尔。若媚公以为容悦，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贵哉！”

甲戌，御迩英阁，侍读韩维言：“陛下仁孝发于天，每行见昆虫蝼蚁，辄违而过之，且敕左右勿践履，此亦仁术也。愿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则天下幸甚。”

光居政府，凡王安石、吕惠卿所建新法，刬革略尽。或谓光曰：“熙、丰旧臣，多憸巧小人，它日有以父义间上，则祸作矣。”光正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卫尉丞毕仲游遗光书曰：“昔王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财者无不举。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兴作，患不足者，情也。盖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禁散敛变置之法，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不可废罢蠲去，必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罢蠲去者皆可复行矣。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明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晓然知天下之馀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然后新法永可罢而无敢议复者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从、职司

司光奏复差役法，既得旨，知开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两县差一千馀人充役，亟诣东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议者谓京但希望风旨，苟媚光，非其实也。

苏轼言于司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吏胥缘以为。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谷帛以养兵，兵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类此。公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光不以为然。

诏：“起居舍人依旧制不分记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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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司光言：“复行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少有烦扰，伏望朝廷执之，如金石，虽小小利害未周，不妨徐为改更，勿以人言轻坏利民良法。”章惇取光所奏，凡疏略未尽者，枚举而驳奏之，又尝与同列争曰：“保甲、保一日不罢，则有一日之害。如役法者，熙宁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复以差代雇，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将益甚矣。”吕公著言：“光所建明，大意已善，其间不无疏略。惇言于不平之气，专求胜，不顾朝廷大。乞选差近臣三四人，专切详定奏闻。”

癸酉，以监察御史王岩叟为左司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