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三公，坐而论；内职大臣，纳言被阙，无善不纪，无过不瘵。且天下至大，万机至众，诚非一明所能遍照；故君为元首，臣作肱，明其一相须而成也。是以古人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业，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职办课可以致雍熙者哉！诚使容保位，无放退之辜，而尽节在公，抱见疑之势，公义不修而私议成俗，虽仲尼为课，犹不能尽一才，又况于世俗之人乎！”

黄门侍郎杜恕说：“公开考官员的能力，三年行一次考绩，确实是帝王最完善的制度。然而经过六个朝代，考绩办法没有明著于世，经过七位圣人，考条例也没能传下来，我的确认为这是由于考的原则可以略地依据，详细规定很难一一列举的缘故。俗语说：‘世上有恶人，没有恶法。’如果法制是万能的，那么唐尧、虞舜可以不必需要后稷、契的辅佐，商朝、周朝也不会以伊尹、吕尚的辅助为可贵了。而今主张考绩的人，陈述了周朝、汉朝的所说所为，辍叙了汉代京房考功课吏的本义，可以说是使考课的要旨更加显明了。盼望用这办法崇尚谦恭推让的世风，振兴好的治绩，我认为还不是尽善尽。打算让州、郡举行任官考试，必须经由四科，都有实际成效，然后保举，经官府考试征用，任不地方官吏，据功绩补升为郡守，或者增加禄秩，赐予爵位，这最是考官吏的当务之急。我认为被任职的官员应当使他们的分显贵，采用他们的建议，命他们都分别制定州郡官吏考办法，切实施行，确立可信的必赏制度、可行的必罚制度。至于三公九卿及内职大臣，也应当都就他们的职务行考。古代的三公，坐在君王旁讨论治国大，内职大臣，时时弥补君王的疏忽和错误，再小的善行也要记载，再小的过失也要纠举。况且天下如此之大，大事如此之多，绝非一盏明灯就能照亮每个角落，所以君王好比是脑，大臣好比是四肢，必须明白同属一、互相依赖才能成事的理。所以古人说廊庙所以需的木材，绝非一木就能支撑，帝王的宏大事业，绝非只靠一个臣僚的谋略。由此看来，怎么可能只靠大臣守职尽责办理课试，就可以使天下太平和乐呢？如果容保位没有被放逐罢官之罪，而为国尽节，也在被怀疑的形势中，公没有树立起来，私下议论却成为风气，这样即使是孔来主持考，恐怕也不能发挥一才能，何况世俗的普通人呢？”

司空掾北地傅嘏曰：“夫建官均职，清理民，所以立本也。循名责实，纠励成规，所以治末也。本纲未举而造制末程，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惧不足以料贤愚之分，幽明之理也。”议久之不决，事竟不行。

司空掾北地人傅嘏说：“设置官吏分担职责，理百姓，是治国的本。依照官职考察官员的实际工作，依照规章行督促检查，是治国的细微末节。大纲不举而抓细小之事，不重视国家大政方针，而以制定考课之法为先，恐怕不足以区分贤能和愚昧，显示明暗之理。”于是，久议不决，此事竟没有实行。

臣光曰：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圣贤所难也。是故求之于毁誉，则憎竞而善恶浑淆；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为曲私欺罔之资也。

臣司光曰：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然而识别人才的办法，连圣贤也到困难。所以只好求助于舆论的毁谤或赞誉，于是个人憎争相掺杂来，使善良和邪恶混淆；用档案行考，于是巧诈横生，真假不明。总之，识别人才的本在于主上的至公至明而已。居上位的人至公至明，那么属下有能无能就会清清楚楚地反映在中，无所遁形。如果不公不明，那么考绩之法，恰好能够成为徇私、欺骗的凭借。

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状者，迹也。已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难乎！为人上者，诚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好恶其志，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治，讲论通，斯为善治经矣；知治狱之士，则视其仓库盈实，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虽询谋于人而决之在己，虽考求于迹而察之在心，研其实而斟酌其宜，至至微，不可以述，不可以书传也，安得豫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

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至公至明，是要自内心，所谓档案，反映的是外在表现。自己的内心都不能理正，而要去考察别人的表现，不也很难吗？居上位的人，如果真能到不以亲疏贵贱改变心思，不因喜怒好恶改变意志，那么，想要了解谁是擅长经学的人，只要看他博学记，讲解辟通达，那他就是饱学之士了；想要了解谁是执法人才，只要看他断案穷尽真相，不使人冤受屈，那他就是善于理财了；想要了解治军的将领，只要看他战必胜、攻必取，能使敌人畏服，那他就是善于治军了。至于文武百官，莫不如此。虽然要听取别人的意见，但决断在于自己；虽然考要看实际表现，但审察却在自己内心。探讨实情而斟酌是否适宜，最为密最为细微，不可以述，也不可以笔录，怎么可以预先定法规而全委派给有关门办理呢？

或者亲贵虽不能而任职，疏贱虽贤才而见遗；所喜所好者败官而不去，所怒所恶者有功而不录；询谋于人，则毁誉相半而不能决，考求其迹，则文实亡而不能察。虽复为之善法，繁其条目，谨其簿书，安能得其真哉！

有的人因是皇亲显贵，虽然无能但仍被任官授职；有的人因为关系疏远卑贱，虽然有德有才但仍被排斥。当权者所喜的人即使失职也不被罢免，所恼怒厌恶的人即使有功也不被录用。向人咨询，毁誉各半而不能决断；考事迹，文书备内容空而不能觉察。即使制定了再好的考办法，增加考条目，完备档案文簿，又怎么能得到真实情况呢？

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国，内外之官以千万数，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独任其事哉？曰：非谓其然也。凡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属官之上，三公居百执事之上，皆用此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为人君者亦用此以考察黜陟公卿太守，奚烦劳之有哉！

有人说：君主的治理，大到天下，小到封国，里里外外的官吏成千上万，要一一考察任免，怎么能不委派给有关门而独自承担呢？回答是：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居上位的人，不只是君王而已；太守居于一郡之上，三公居于百官之上，如果各级都用这个办法考察任免自己的下属，君王也用这个办法考察任免三公、九卿、郡守，还会有什么烦劳呢？

或曰：考绩之法，唐、虞所为，京房、刘邵述而修之耳，乌中废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专，其立法也宽，其责成也远。是故鲧之治，九载绩用弗成，然后治其罪；禹之治，九州攸同，四既宅，然后赏其功；非若京房、刘邵之法，校其米盐之课，责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实异者，不可不察也。考绩非可行于唐、虞而不可行于汉、魏，由京房、刘邵不得其本而奔趋其末故也。

有人说：考绩之法，是唐尧、虞舜所制定，京房、刘邵不过是加以陈述及修订罢了，怎么可以废除呢？回答是：唐尧、虞舜的官吏，任职时间长，所担职责专，设立法规宽，完成期限远。所以姒鲧治，历经九年尚未完成，然后才治他的罪；大禹治，等到九州全安定，四方土地都可以居住，然后才嘉奖他的功劳；不象京房、刘邵的办法，考官吏琐刺碎碎的功绩，检查他们一朝一夕的成效。事情本来就有名同而本质不同的一面，不可不明察。考绩之法并不是只在唐尧、虞舜时才可能实行，而在汉、魏不可行，是由于京房、刘邵没有清本问题而只追求细微末节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