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兰成偃旗息鼓兵不动。梁氏半夜逃跑,刘兰成追击,大败梁氏。突厥征调大批兵力救援梁氏,柴绍等率兵走到离朔方数十里的地方,与突厥兵相遇,奋力拼杀,大败突厥兵,于是包围朔方城。突厥兵不敢前去救援,城中粮绝。壬寅(二十六日),梁师都的堂弟梁洛仁杀死师都,献城投降,唐朝以该地建夏州。
[13]太常少卿祖孝孙,以梁、陈之音多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声,作《唐雅乐》,凡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诏协律郎张文收与孝孙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孙等奏新乐。上曰:“礼乐者,盖圣人缘情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由于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上曰:“不然。夫乐能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13]太常寺少卿祖孝孙,认为南朝梁、陈的音乐杂很多吴、楚的音调;而北朝周、齐的音乐杂很多北方胡、夷的音调,于是斟酌南、北方的音乐,又考察古代的音乐,修成了《唐雅乐》,总共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太宗又下诏令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定唐乐。六月,乙酉(初十),孝孙等人演奏新乐。太宗说:“礼乐不过是古代圣人据实际情况的不同而设施教化罢了,国家政治的兴衰隆替,难也由此而生?”御史大夫杜淹说:“北齐将要灭亡时,产生《伴侣曲》;陈国将亡时,又现《玉树后》,其声调悲哀,过路人听到了都悲伤落泪,怎么能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音乐呢?”太宗说:“不对,音乐能够动人的情,所以兴的人听到音乐则喜悦,忧伤的人听到它则到悲痛,悲痛与喜悦全在于人的内心,不是由音乐引起的。将要衰亡的政治,百姓必然到愁苦,所以听到音乐更加悲切。现在这二个曲都还存在,朕为你弹奏来,你难会悲伤吗?”右丞魏徵说:“古人说:‘礼难仅指玉帛之类礼吗?’乐难仅指钟鼓之类乐吗?乐的意义确实在于使人心和睦,而不在于声音本。”
臣光曰:“臣闻垂能目制方圆,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规矩而已矣。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礼乐而已矣。礼者,圣人之所履也;乐者,圣人之所乐也。圣人履中正而乐和平,又思与四海共之,百世传之,于是乎作礼乐焉。故工人执垂之规矩而施之,是亦垂之功已;王者执五帝、三王之礼乐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违世已久,后之人见其礼知其所履,闻其乐知其所乐,炳然若犹存于世焉,此非礼乐之功邪!
司光曰:我听说古代巧匠垂能够用睛测方圆,用内心量曲直,但是不能将自己的技术传给别人,他能够传授给别人的,必定是圆规曲尺罢了。古代圣人不费力而能切中事的理,不思而能获得治国之,但却不能传授给别人,所能传授的,一定是礼、乐罢了。礼,是圣人所躬亲实践的;乐,是圣人所喜的。圣人遵行正而喜谐和,又想与天下人共同遵行,使之传留百世,于是便制作礼乐。所以工匠手拿垂所传授的圆规曲尺去制作,这也就是垂的功劳了;君主用五帝三王的礼乐来治理国家,这也就是五帝三王的政治了。五帝三王离今世已很久远,后代人们看见他们的礼而知他们的行止,听到他们的乐而知他们的喜好,昭昭然如同仍存在于当世,这不是礼乐的功劳吗?
夫礼乐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声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废。先王守礼乐之本,未尝须臾去于心,行礼乐之文,未尝须臾远于。兴于闺门,著于朝廷,被于乡遂比邻,达于诸侯,于四海,自祭祀军旅至于饮起居,未尝不在礼乐之中;如此数十百年,然后治化周浃,凤凰来仪也。苟无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求以称风易俗,诚亦难矣。是以汉武帝置协律,歌天瑞,非不也,不能免哀痛之诏。王莽建羲和,考律吕,非不也,不能救渐台之祸。晋武制笛尺,调金石,非不详也,不能弭平之灾。梁武帝立四、调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台城之辱。然则韶、夏、、武之音,存于世,苟其余不足以称之,曾不能化一夫,况四海乎!是犹执垂之规矩而无工与材,坐而待之成,终不可得也。况齐、陈昏之主,亡国之音,暂奏于,乌能变一世之哀乐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于乐,何发言之易而果于非圣人也如此!
礼乐有内在的本质,有外表的形式:中正平和为礼乐之本,仪节声音为礼乐之末,二者不可偏废。先代贤明的君王谨守礼乐之本,一刻也没有离心远去,笃行礼乐的外在形式,躯一刻也没有远离它。兴起于闺阁家门,显达于朝廷,广被于乡野近邻,通达于诸侯,播于四海,从祭祀战争到饮起居,都离不开礼乐。长此以往数十百年,然后教化普遍,天下太平。如果没有礼乐之本而只有礼乐之末,一日行礼乐而百日舍弃礼乐,想用礼乐来移风易俗,实在是难。所以汉武帝设置协律都尉,歌唱天降祥瑞,不能说不,但仍不能不下伤的罪己诏。王莽设立执掌天地四时的官吏羲和,考定律吕之音,不能说不确,但仍不能挽救渐台之祸。晋武帝制笛尺,调金石之声,不能说不详尽,但仍不得消弭平的灾难。梁武帝设立四,调理八音,不能说不分明,但仍不能免除台城的耻辱。这样看来,舜、禹、、周武王时的韶、夏、、武四乐,即使都保存于当世,如果德行不足以与它们相称.并不能化一个人,更何况普天之下的民众呢!这如同拿着垂的圆规曲尺而没有其他工、材料,徒然等待的制成,最后一无所得一样。况且齐、陈的昏庸之主,亡国之音,暂奏于朝,又怎么能改变一个时代的哀乐呢!太宗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乐,为什么讲话轻率,非难圣人又如此果断呢?
夫礼非威仪之谓也,然无威仪则礼不可得而行矣。乐非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则乐不可得而见矣。譬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谓之山则不可,然土石皆去,山于何在哉!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奈何以齐、陈之音不验于今世而谓乐无益于治,何异睹拳石而轻泰山乎!必若所言,则是五帝、三王之作乐皆妄也。“君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惜哉!
礼并不是指威仪而言,然而没有威仪则礼难以施行。乐并非指声音而言,然而没有声音则乐难以表现。譬如一座山,取其一土一石则不能称为山,但是如果去掉土石,山又何在!所以说:“礼没有内在的本质不能成立,没有外表的形式无法施行。”怎么能因为齐、陈之音对当世无效而说乐无益于治呢,这与看见拳大的石而轻视泰山有什么不同!如果象上述这议论所说的,则五帝、三王的作乐均为虚妄。“君对于他所不知的,暂付之阙如。”可惜呀!
[14]戊,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诵尧、舜之言而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14]戊(十三日),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朕翻阅《隋炀帝集》,见其文辞奥博雅,也知推崇尧、舜而非议桀、纣,然而其行事为何与其文章相反呢?”魏徵回答:“君主虽然是圣哲之人,也应当虚心地接受别人的谏议,所以智慧的人奉献他的谋略,勇武之人竭尽其勇力。炀帝恃才自傲,骄矜自大,所以诵尧、舜的言语而行桀、纣的作为,竟然自己不知怎么回事而至于覆灭。”太宗说:“前事不远,当成为我们的借鉴。”
[15]畿内有蝗。辛卯,上苑中,见蝗,掇数枚,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之,宁吾之肺。”举手吞之,左右谏曰:“恶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
[15]长安地区现了蝗虫。辛卯(十六日),太宗到玄武门北面的禁苑,看见了蝗虫,拾取几只蝗虫,祷祝说:“百姓视谷如生命,而你们却吃它们,宁肯让你们吃我的肺。”举手想吞掉蝗虫,边的人劝谏:“吃脏东西容易得病。”太宗说:“朕为百姓承受灾难,为什么要躲避疾病!”于是吞掉蝗虫。这一年,蝗虫没有成为灾害。
[16]上曰:“朕每临朝,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曰:“臣职在记言,陛下之失,臣必书之,岂徒有害于今,亦恐贻讥于后。”上悦,赐帛二百段。
[16]太宗说:“朕每次临朝听政,想要说一句话,都要再三思忖,担心给百姓造成伤害,所以不多说话。”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说:“我的职责在于记言,陛下的每一个过失,我一定要记上,陛下有过岂止有害于当今,恐怕还会让后人讥笑。”太宗兴,赐给帛二百段。
[17]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百官不能乘。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百官戎服以听。此足为戒。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17]太宗说:“梁武帝君臣只是会谈论佛教的苦行与空寂,侯景之,百官不能够骑。梁元帝被北周的军队包围,还在讲论《老》,百官穿着戎装听讲。这些足为戒。朕所喜好的,只有尧、舜、周公、孔之,认为这如同鸟长翅膀、鱼得活,失去它们将要死去,不可片刻没有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