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赦天下。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经量移者，宜与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翰林学士韦厚上言：“逢吉恐李绅量移，故有此置。如此，则应近年贬官，因李绅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即追赦文改之。绅由是得移江州长史。

[6]夏季，四月，癸巳（二十日），群臣为唐敬宗上尊号，称为文武大圣广孝皇帝。然后，敬宗下诏大赦天下。对于因罪被贬的官吏，赦文只说：“凡因罪被贬到荒远之地的官吏，已经酌情移往近任职者，应再酌情迁移任职。”而不提未曾酌情移往近任职的官吏。翰林学士韦厚上言说：“李逢吉恐怕李绅也酌情被移往近任职，所以拟定赦文时故意这样说。如果照诏书的这项规定，那么，近年来凡放贬谪到荒远之地的官吏，就会由于李绅一人的缘故而不能酌情移往近任职。”敬宗即命追回赦文，予以更正。于是，李绅由此而从端州移任江州长史。

[7]秋，七月，甲辰，盐铁使王播羡馀绢百万匹。播领盐铁，诛求严急，正不充而羡余相继。

[7]秋季，七月，甲辰（初二），盐铁转运使王播以节余为名，向朝廷奉丝绢一百万匹。王播担任盐铁转运使后，对百姓严厉征求，急如星火，朝廷规定的盐铁专卖收往往征收不够，而以节余为名向朝廷奉的财却源源不断。

[8]己未，诏王播造竞渡船二十艘，运材于京师造之，计用转运半年之费。谏议大夫张仲方等力谏，乃减其半。

[8]己未（十七日），唐敬宗下诏，命王播修造用来游乐比赛用的竞渡船二十艘，并命把造船用的木材运到京城长安修造，总计费用大相当盐铁转运半年的收。谏议大夫张仲方等人极力劝阻，敬宗方才下令减为十艘。

[9]谏官言兆尹崔元略以诸父事内常侍崔潭峻；丁卯，元略迁侍郎。

[9]谏官上言，揭发京兆尹崔元略认宦官、内常侍崔潭峻为父。丁卯（二十五日），崔元略被迁为侍郎。

[10]昭义节度使刘悟之去郓州也，以郓兵二千自随为亲兵。八月，庚戌，悟暴疾薨，将作监主簿从谏匿其丧，与大将刘武德及亲兵谋，以悟遗表求知留后。司贾直言贵从谏曰：“尔父提十二州地归朝廷，其功非细，只以张汶之故，自谓不洁淋，竟至羞死。尔孺，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为人！”从谏恐悚不能对，乃发丧。

[10]昭义节度使刘悟当初离开郓州时，率郓州兵二千人作为自己的随从亲兵。八月，庚戌（初十），刘悟突患急病去世。他的儿、将作监主簿刘从谏隐瞒父亲去世的消息，拒不向朝廷报丧。他和大将刘武德以及亲兵密谋，打算以父亲的遗书上奏朝廷，请求任命自己为留后。这时，司贾直言来，责备刘从谏说：“您的父亲当年杀死李师，率淄青十二州归顺朝廷，功劳不小，只是由于擅杀磁州刺史张汶的缘故，自认为沾染上不净的恶名，以至羞耻而死。您现在不过是个后生，怎敢如此大胆，欺骗朝廷！父亲死了不赶快吊丧哭泣，今后还怎样人！”刘从谏恐惧，无言以答，于是，公开父亲死亡的消息，为他吊丧。

[11]初，陈留人武昭罢石州刺史，为袁王府长史，郁郁怨执政。李逢吉与李程不相悦，郎中李仍叔，程之族人，激怒之云，程与昭官，为逢吉所沮。昭因酒酣，对左金吾兵曹茅汇言刺逢吉，为人所告。九月，庚辰，诏三司鞫之。前河掌书记李仲言谓汇曰：“君言李程与昭谋则生，不然必死。”汇曰：“冤死甘心！诬人自全，汇不为也！“狱成，冬，十月，甲，武昭杖死，李仍叔贬州司，李仲言象州，茅汇崖

[11]当初，陈留人武昭被罢免石州刺史后，廷任命他为袁王府长史，武昭郁郁不得志，怨恨朝廷当权者。宰相李逢吉与李程关系不合，郎中李仍叔是李程的同族人，故意激怒武昭说：“李程本来建议朝廷授予您官职，但被李逢吉阻挡而未果。”一次，武昭正在饮酒兴时，对左金吾兵曹茅汇说自己要刺杀李逢吉。后来，这件事被人告发。九月，庚辰（初十），敬宗下诏，命御史台、刑、大理寺三司会同审判此案。前河掌书记李仲言对茅汇说：“你如果能证明武昭刺杀李逢吉是与李程同谋，那么，还能保全命：否则，就不免一死。”茅汇说：“我甘心被冤枉而死！但要我诬告别人来保全自己，我是绝对不这事的！”三司审判结束，冬季，十月，甲（二十五日），武昭被判杖责死刑，李仍叔被贬为州司，李仲言放到象州，茅汇放到崖州。

[12]上幸骊山温汤，左仆李绛、谏议大夫张仲等屡谏不听，拾遗张权舆伏紫宸殿下，叩谏曰：“昔周幽王幸骊山，为犬戎所杀；秦始皇葬骊山，国亡；玄宗骊山而禄山；先帝幸骊山，享年不长。”上曰：“骊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验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温汤，即日还，谓左右曰：“彼叩者之言，安足信哉！”

[12]唐敬宗打算前往骊山温泉游玩，左仆李绛、谏议大夫张仲方等人多次劝阻，敬宗不听。拾遗张权舆拜伏在紫宸殿下，叩劝阻说：“过去，周幽王到骊山巡行游玩时，被犬戎杀死；秦始皇埋葬在骊山，后来秦朝也灭亡了；唐玄宗在骊山建筑殿，结果导致安禄山叛；先帝由于到骊山去游乐，后来寿命不长。”敬宗说：“骊山真的这么不吉利吗？那么，我应当亲自前往一次，以便验证他说的话是否灵验。”十一月，庚寅（二十一日），敬宗前往骊山温泉，当天回到中，对左右侍从说：“那个叩的人所说的话，能相信吗？”

[13]丙申，立皇普为晋王。

[13]丙申（二十七日），唐敬宗下诏，立皇李普为晋王。

[14]朝廷得刘悟遗表，议者多言上党内镇，与河朔异，不可许。左仆李绛上疏，以为：“兵机尚速，威断贵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谋。刘悟死已数月，朝廷尚未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机。今昭义兵众，必不尽与从谏同谋，纵使其半叶同，尚有其半效顺。从谏未尝久典兵，威惠未加于人。又此素贫，非时必无优赏。今朝廷但速除近泽潞一将充昭义节度使，令兼程赴镇，从谏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所谓‘先人夺人之心’也。新使既至，军心自有所系；从谏无位，何名主张，设使谋挠朝命，其将士必不肯从。今朝廷久无分，彼军不晓朝廷之意，效顺则恐忽授从谏，同恶则恐别更除人，犹豫之间，若有人为之画策，虚张赏设钱数，军士觊望，尤难指挥。伏望速赐裁断，仍先下明敕，宣示军众，奖其从来忠节，赐新使缯五十万匹，使之赏设；续除刘从谏一刺史。从谏既有所得，必且择利而行，万无违拒。设不从命，臣亦以为不假攻讨。何则？臣闻从谏已禁山东三州军士不许自畜兵刀，足明群心殊未得一，帐下之事亦在不疑。熟计利害，决无即授从谏之理。”时李逢吉、王守澄计议已定，竟不用绛等谋。十二月，辛丑，以从谏为昭义留后。刘悟烦苛，从谏济以宽厚，众颇附之。

[14]朝廷接到刘悟的遗书后，朝廷商议，多数人认为上党（昭义）历来是朝廷的内镇，与应朔藩镇长期割据不同，不应充许刘从谏继承父位而为留后。左仆李绛上疏，认为：“作战用兵的关键在于军事行动的速度要快，建立权威的关键在于对任何情况作正确的判断。只有当人心尚未统一的时候，才可使用谋略而制敌取胜。现在，刘悟已死去几个月了，朝廷却至今未对昭义的人事安排作决定。朝廷内外，人们都对未能把握住解决昭义问题的良机到痛惜。虽然现在昭义的兵众多，但肯定不会都和刘从谏同谋对抗朝廷，即使有一半随同刘从谏叛，另有一半也还效忠朝廷。何况刘从谏未曾一直掌握军权，对将士没有恩惠和应有的权威，将士怎么可能都和他一起叛呢？另外，昭义向来地瘠人穷，刘从谏在时机不当的时候，必定还不会给予将士优厚的赏赐。现在，朝廷只要尽快从邻近昭义的藩镇选一位大将，任命为昭义节度使。命令他日夜兼程，赶赴昭义上任，那么，刘从谏尚未来得及安排署，新使已到昭义的治所潞州就任了，这正是古人所说的‘先于敌人一步，就可摧折敌人士气’的理。新使上任后，昭义的军心已有所归。刘从谏得不到朝廷的任命，就没有资格对将士发号施令，假如他仍顽固不化，密谋阻挠新使上任。将士肯定不会听从。现在，朝廷对昭义的人事安排很长时间未作决断，昭义的将士不明朝廷的意图，他们想效忠朝廷，但又恐怕朝廷忽然任命刘从谏为留后；想与刘从谏同谋，又恐怕朝廷另有任命。这样，在军心浮动不定的时候，如果有人给刘从谏谋划策，虚张声势，宣称要赏赐军士若线，军士贪图钱财，到了那时，朝廷再任命节度使前往，就很难指挥得手。所以，我请求陛下讯速作决断，首先公开下诏，向将士明确宣布，昭义的军队从李抱真担任节度使以来，一直是忠于朝廷的。为此，朝廷给予新任节度使丝织品五十万匹，命他犒赏将士，以便稳定军心；然后，任命刘从谏为一个州的刺史。刘从谏觉得自己也有所得，肯定会择利而行，决无理由违抗朝命。假如他还不听从朝廷的任命，我认为也不必立即发兵讨伐，为什么呢？因为我听说刘从谏已禁止太行山的东邢、磁、三州将士，不许他们私自储备兵，可见其内貌合神离，并不统一。那么，刘从谏的帐下亲兵中是否也会有人离心离德，甚至擒杀刘从谏而归顺朝廷，以便邀求赏赐，我看是势在必行，不容置疑了。所以，考虑到各方面的利害得失，决没有任命刘从谏为昭义留后的任何理由。”这时，宰相李逢吉和知枢密王过守澄已商议决定任命刘从谏，所以，竟然不采纳李绛的建议。十二月，辛丑（初三），唐敬宗任命刘从谏为昭义留后。当初刘悟担任昭义节度使时，对下烦扰苛刻；刘从谏上任后，略加宽厚，将士逐渐依附听命。

[15]李绛好直言，李逢吉恶之。故事，仆上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于廷，尚书以下每月当牙。元和中，伊慎为仆，太常博士韦谦上言旧仪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势，与绛相遇于涂，不之避。绛引故事上言：“仆，国初为正宰相，礼数至重。傥人才忝位，自宜别授贤良；若朝命守官，岂得有亏法制。乞下百官详定。”议者多绛议。上听行旧仪。甲，以绛有足疾，除太少师、分司。

[15]李绛对朝政得失，喜好直言不讳，李逢吉由此而憎恨他。照以往的惯例，尚书仆上朝时，宰相送行，百官列班迎接，御史中丞在上朝的大廷中站立迎假，尚书省六尚书以下官员每月要到仆的府衙上去参拜。元和年间，伊慎担任仆时，太常博士韦谦上言朝廷，认为以往对仆的礼仪过于崇重，唐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同意消除。这时，御史中丞王播恃李逢吉的势力，与李绛在半路相遇时，不加回避。于是，李绛引用过去的惯例，上言朝廷说：“尚书仆在建国初期是正宰相，礼仪非常崇重，如果朝廷认为我不称职，就应当另外任命德才兼备的人担任此职；如果仍然由我担任这项职务，岂能听任有人违法纪。请将我的意见给百官，让他们详加讨论，予以裁定。”百官讨论时，多数人同意李绛的意见，于是，敬宗下令，对尚书仆的礼仪，仍恢复过去的制度。甲（二十六日），敬宗鉴于李绛的脚有病，任命他为太少师、分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