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似乎这样才能互相依靠支持，得到一些镇定。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渐渐聚了一些人，大家竭力找一些轻松话题聊天，借以松弛一下纠缠心的那莫名的张情绪。

正于大规模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可以说，周恩来那时最大的担心还是怕国民党蒋介石搞破坏。记得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双十协定尚未签署，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便准备奉命回国。周恩来听到消息非常焦急，立刻驱车去找赫尔利，见面便严肃提：

“大使先生，你把我们的主席接来了，你就必须把主席再送回延安。现在的协议还没签字，你就要走，这是不行的。你这个时候定将失信于天下人！”当时，蒋介石确有加害泽东的打算，尽他还顾虑重重，不得不考虑人心及国际舆论和影响而末敢轻举妄动，但心思有，可能存在。他在双十协定签字前，又派张治中去甘肃省当省主席。

在我们看来，只有赫尔利和张治中这两个“保人”调离重庆，他才好有作为。周思来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当时他那张、担心、焦急更甚于现在的等候飞机消息，他闻讯后立刻去拜访张治中。他明白，飞机上只要有赫尔利和张治中两个“保人”蒋介石的谋就无法施为。他情绪激烈地对张治中说：“文伯兄，你不能失信于天下人。你把主席接了延安，你就必须再把主席送回延安。否则我们是不答应的！”之后，周恩来又去拜访蒋介石，态度决地提同样要求。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和政治影响，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要求。泽东终于安全地飞回了延安。

现在，周恩来又不能不为叶、王若飞、博古、邓发等同志担心了。随着时间一一逝去，延安那边始终末见到飞机，李佩芝越来越焦急。

周恩来开始于责任和所位置，还努力保持了一定的沉着，以镇定李佩芝及其他同志的情绪，讲着小扬眉的活泼可和邓发的豪迈烈。后来，他看过几次手表便渐渐沉默下去，话越来越少，终于再不敢提小扬眉了…早就应该到了，延安仍然没有见到飞机。有关门已经开始在延安张查找。

周恩来和李佩芝坐在椅里一声不响，陈浩每来一次，他们便急切地朝她望去。

无须语言，一望之后便又垂下，那神明显是没消息。他们的脸已不再是焦急，换上了一郁沉重的神情。

“可能天气不好，在哪里迫降了。”我小声喃喃。现在我才理解，当我跟随周恩来乘飞机到各地时，地面的同志是什么心情；一次又一次改变航线或转换降落机场，那些等候消息的同志和我现在的心情不是一样吗？

我们不肯放弃的希望就是天气不好而改变了航线或临时换了降落机场。然而，随着时间的逝，这可能也越来越渺茫。飞机早已没油了，不可能还在天上；即便降到了其他机场，现在也早该联系上了。谁都意识到事了，但是谁都不说，大家不肯放弃那迫降野外的唯一的可能…但是，飞机失事的电报终于来了！

周恩来接到电报时，两眉猛地缩聚拢，仿佛一阵锥心的痛楚窒住了他的呼，脸在刹那间变得煞白。他的目光在秘书脸孔上停滞一瞬，明知不妙又不得不转向电报纸时，显得犹疑而艰难。我近在咫尺地站在周思来边，纪律使我不能偷看那电文，我只能从周恩来的目光和神情上去“读”内容。我看到周恩来的目光刚及电文，便颤栗了一下，那些铅字就像冰雹雪粒一样携着寒冷一直透他的心房；他的手开始抖动，嘴角哆咳着，目光越来越黯淡，越来越朦胧，渐渐地，角开始闪烁。他突然把仰起来，微合。我明白，他想抑制住泪，独个儿承受那痛楚。可是，角那颗闪烁的泪珠越凝越大，仿佛是从心一一绞来的，终于扑簌簌地落下来。他张开了嘴，以便让壅的咙畅通一些，但角又开始闪烁，痛楚在他的心一一绞，绞来那颗晶莹的泪珠，然后又扑簌簌地落下来…无言的痛楚是最大的痛楚。于是，我们都垂下，默默地跟着泪。

李佩芝最先哭了声。泪在她中已然蓄积了许久，终于急骤地淌来，她放声大哭。哭声对悲痛到极的人是有益的，可以减轻那哀伤的重压。先是女同志们，接着是更多的同志，都随着哭了声。

周恩来终于也跟着哭了声。那是一不忘领导责任又无法完全压抑住的沉重的泣声，一边将指弯曲着拭抹颊上的泪。

“若飞同志…”周恩来从腔里发一声颤抖的呼唤，上以窒住声息，憋了很久，苍白的脸已经重新胀红起来，那哭声、诉说声才再次急地涌：“都怪我啊，那怕、那怕是分乘两架、两架飞机…我怎么没想到呢？我对不住同志啊…”其实，周思来是劝说过叶带小扬眉另乘飞机，只是没有持到底罢了。他一生总是严于责己，了什么事一定要首先找自己的责任自我批评。老同志们一议论时，都说周恩来是工最多，自我批评也最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