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和信心所支，带着亿万人同他一去冒风险。这时，人们就会想到周恩来，他是节制、中和、安定、团结的石。

作为一名老红军，又是1940年就来到周恩来边，常能见到泽东，我是亲自受了战争年代泽东那惊世骇俗的胆量气魄。他的“大踏步地前，大踏步地后退”不怕打烂坛坛罐罐，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甚至不在乎扔掉圣地延安，就是这样的运动战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取得了战胜国民党的胜利。然而，在和平建设中，他也常常是大踏步前，搞起“大跃”搞起“人民公社”超越阶段，不顾规律，接着又大踏步后退，历经“三年困难”解散堂“队为基础”调整、巩固、充实、提…刚上气，形势好起来，又大踏步前，甚至决策搞起“文化大革命”泽东毕生都在冒险去探索好的未来，他为了防止修正主义，消除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为了促使青年革命上，为了破除旧文化的影响，不惜否定亲手创建的共产党亲手缔造的共和国，结果混3年，随着林彪的自我爆炸不得不再次“大踏步后撤”…无论大踏步地前还是大踏步地撤退，都会由此产生一系列复杂、尖锐、有时甚至十分激烈的大量矛盾，这方方面面的矛盾，主要是靠周恩来谨慎细致，稳妥扎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加以解决的。

这方面实例还需要我列举吗？那大量的回忆录和文章，都有这方面内容，可以说举不胜举。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仅是在舵手、导师泽东的可歌可泣，辉煌而又悲壮的领导下，而且也时时受到周恩来必要的有节制的领导的影响。从“反冒”到“调整巩固充实提”从“向知识分鞠躬”到“保护老”从解决“9.13事件”到支持邓小平第二次山，从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到四届人大上呼吁“四个现代化”…当然，其他领袖人和政治力量也在影响着各项政策的形成。

比较起这节制、中和、缓冲来讲，周恩来更多更主要的，还是与泽东密切合，开拓前，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国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C·维曾经这样著文：“如果说泽东是永恒的革命英雄，刘少奇是党务机构的专家，那么，周恩来则被证明是中国理公共关系最好的人。他总是能够容纳不同意见并找到解决办法。”

又说“在制定政策方面：他不是政策的最初提者，尽没有人比他在外政策领域内的战略战术上的贡献更多…然而，在执行政策阶段，他总是一贯地、通过自己的行政理权限自己最大的贡献。”

还说“周恩来能够在不失去对泽东忠诚的前提下，在行政策斗争的同时实行他的‘总计划’。”

这些评论虽然远未全面，但是反映了很大一分真实。至少我自己就有直接的受。

比如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实行兵谏，拘捕蒋介石后，泽东作和平解决的重大决策，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正是在中国现代上这一最危急最关键时刻，周恩来作为有条件释放蒋介石的调解人，来到西安，最地完成了泽东的设想，摆脱了重大的民族灾难，对中国共产党和整个国家作了历史的伟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的极端敌视政策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作“一面倒”

的决策，泽东亲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提“希望要一些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

苏联方面不懂什么是“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疑惑地来向泽东请教。泽东不慌不忙解释：好看的么，就是签一个让人看的条约；好吃的呢，就是要东西要钱，回去恢复国民经济用。

前面写过。谈判起来。泽东谈不清也不耐烦谈，还是请周恩来到莫斯科，才订了一个“好看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争到了“好吃的”6000万元贷款。

毫无疑问，泽东更能瞻远瞩。但他不耐烦，不善于理，甚至也不懂某些技术问题，他只能靠周恩来。他们的这区别即便不上谈判桌，我们这些边工作人员也都能烈受到。

我跟随周恩来初到莫斯科时，单独住在一个小别墅里。刚住一天，泽东就亲自打来电话，说：“你叫恩来到我这里。”

没等我回答，他又说：“叫他就住我这里了，不要另住一。”

于是，我跟周恩来一同住泽东的别墅里。那座小别墅在莫斯科郊外，穿过树林，经两警卫。很森严。跟随周恩来到莫斯科的伍修权、赖亚力等同志不住这里，我每天通过电话与他们联系。总理单独住时，主席那边来的电话多；住主席的别墅，伍修权那边电话多，反正总理到哪儿，哪儿的电话多。决策泽东是中心，办事周恩来是中心。决策几句话就行，办事可是没完没了的谈判和电话。

周恩来每次谈判回来，总要向泽东详细汇报；泽东听的多，想的多，说的话却很少，往往是几句话，讲个原则和方向。

周恩来没到莫斯科时，泽东曾表现过隐隐的着急，周恩来到达后，泽东明显轻松下来，有时间有心情去看“彼得大帝”去研究“拿破仑”了。所以泽东后来对赫鲁晓夫讲“这个同志(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

从莫斯科间来时，泽东自己一个车厢，周恩来、陈伯达、伍修权一个车厢，我也在这个车厢里。这一路东行，也可以看泽东与周恩来的不同。

泽东一路看书，周恩来一路办公。因为这一路多次停车参观工厂，有许多工作事务要办。周恩来忙，我们自然也跟着忙。我与陈伯达住一个包厢，陈伯达是主席带来的。主席看书，他每天也是看书。我住上铺，陈伯达住下铺；我事多，每天上上下下，影响他看书。他皱着眉说：“小何，咱们换换吧，我住上铺，你住下铺怎么样？”

我说：“行。”

周恩来听说我和陈伯达换铺，摇起说：“伯达年纪比你大，上上下下不方便，还是叫他住下铺吧。”

我说：“他跟主席来的，主席看书他也看书；我跟总理来的，总理事多我也事多。

我跟他一个包厢，上上下下影响他看书。”

周恩来说：“那你就少往铺上爬，多在我这包厢里呆呆。”

这件小事我以为是很反映了主席与总理的工作关系。当然，总理并不只是执行，他实际上也是主席最初制定政策时的主要顾问。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解放战争和抗援朝。

朱总司令因为年纪大了，解放战争时，中央五大书记分工，朱德主要分监察，军事是由泽东负责，由周恩来协助。会议上这样分工，实际上也是这样。尽有些命令是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实际都是由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作决策并签发命令。

到抗援朝就更是如此了，老同志们都一致公认，周恩来是事实上的“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长”

可以这么说：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任何战略决策或重大政策转变，都是经泽东思熟虑之后首创或首先提来，即便是周恩来所最能表现其天才的外方面，也不例外。不论是在总上的冷战外还是的中苏论战等问题上，原则和方针主要都是自泽东。

年12月31日，我国和印度在北京签字的有关协定中，首次提和平共五项原则，到次年6月，我跟随周思来访印度时，周总理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重申了指导两国关系的和平共五项原则。从印度又到缅甸，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同意和平共五项原则也是指导中缅两国关系的原则。

现在，和平共五项原则已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接受，认为是指导国家关系的最好最科学最正确的原则。人们也知这是周恩来首先提并说服尼赫鲁赞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