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移动指：“我来给你讲讲吧。年轻人要懂一些历史…”

周恩来详细讲述了红军四渡赤的地、敌我双方的情况和形势以及战斗过程和结果。末了放下放大镜，问：“肖华写的《长征组歌》里，有一句很彩的歌词，就是说这次战斗的。你知吗？”

“是不是‘主席用兵真如神’？”

“对，就是这一句。不是亲经历过那场战斗是很难会这句歌词有多彩的。”

总理带着回忆与思考的神情，缓缓说：“赤河战斗，我们甩掉了敌人，把蒋介石和他的队搞得转向，找不准我们的真正去路，等他清醒过来，我们已经赶了几天的路程，把敌人远远地抛在了后边…”

纪东更关心的是他直接为之服务的周恩来：“总理，这些战斗你都直接参加指挥了吧？”

“我只是在主席领导下一些工作，胜利主要是靠主席的正确决策。”

总理的这一回答，应该说是谦虚的，又比较实事求是的。他并不否认自己了工作，有贡献，但他同时又将自己同泽东的作用区分开，将主要功绩归于主席。

还有一次周思来陪越南总理范文同去延安参观。在凤凰山主席旧居内，外宾看到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回到延安与泽东的合影，话起当年，周恩来慨地说了一句：“我那时还是个娃娃。”

泽东曾经说林彪不过是个“娃娃”但从未说过周恩来是个“娃娃”周恩来是自己说自己是“娃娃”

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各民主党派、社会知名人士通报这个消息。散会后，许多人等在大会堂南门不走。当总理来到南门准备登车时，大家都围上来，纷纷泪同总理握手。人群中不知谁说了一句：“总理，有您在，这是人民之大幸！”

总理上纠正：“不能这么讲，我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尽我的职责…”

我当时就到，民主人土和周恩来讲的话，都反映了一真实，都有他的理。

周恩来对泽东的尊敬、钦服、信不疑是第一位的，谈及这，我并不否认他作为大政治家的稻略和他在极其复杂、似乎无望的困境中所表现的超的斗争艺术。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莫过于“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始终存在，并能保护下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大批老。这是中国在泽东之后，能走上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基本条件和保证。

记得尼克松访华，谈判公报，在北京没最后谈成，总理送尼克松总统去上海，在上海继续谈。谈判我们参加不上，但从有关同事的议论中。我们知主要障碍是台湾问题。总理以他的聪明才智，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谈成了“上海公报”这一公报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长达20余年的封锁，正如国人所评价的：“假若没有他，中国不可能如此顺利地与国官方和公众建立友好关系”“《上海公报》将仍然是外措词最好的第一文件”

可是，公报拟定后，总理往北京打电话，主席正在睡觉。记得总理当时很犹豫。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刚犯过大病，休克了一段时间，还没恢复，总理在办公桌旁走了好几圈急步，正如人们常讲的“团团转”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总理下决心承担责任，不叫醒泽东作决定。

这样并并非没有先例。当年我跟随总理去参加日内瓦会议，不少事都是总理先了决定，回来再向主席汇报。

这次也一样，总理先决定了，然后再向主席汇报，还写了书面材料。写汇报时，总理反复措词，好象有什么预似的，从没见过他那样的费琢磨。

回到北京后，总理有近半个月的时间神情忧郁，落落寡。那些天中南海里天天开会，每次开会回来总理脸都很不好，但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饭量锐减，常常一个人默默坐在那里想心事。

有一次我请他吃饭，小心翼翼走他的办公室，把两菜一场摆到他的办公桌上：

“总理，8个小时了，你吃东西吧？”

总理的目光在饭菜上稍即离、声音有些沙哑：“留下一个汤就行了，其余的晚上再吃吧。”

我从总理的眸里看到一压抑和孤独忧伤的黯然神，心里不由得一酸，莫名其妙地跟着难受起来。中联合公报发表了，封锁正在被打破，这本该兴的啊，发生了什么事能使总理这样难过伤心？

我悄悄观察，悄悄打听，从负责会议服务的同志那里听到消息。中南海里已经开了12天会，批周总理。江青、张桥等人。或直接或影，说总理是李鸿章，卖国主义。

我当时就激动地嚷起来：“跟国建立关系，这是主席的决策，总理是在主席领导下了工作…”

“听说是公报没有先向主席汇报…我也讲不清，这事可不敢再说啊，到此为止了。”

“总理打了电话，当时主席在睡觉，时间又不能等…算了，不说了。”

那时这类事我们都不好多议。总理同江青等人的矛盾，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罢了。

泽东之后，邓小平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发挥他的聪明才智，领导中国人民走他所设计的路；照他自己的战略自由地采取每一步行动。周恩来那时没有这条件和可能，他始终是在泽东领导下工作，他的每项成绩和贡献都离不开泽东；同样，为了能继续工作，继续贡献。他就必须努力保持与泽东的合作关系，相辅相成。同时，还不得不运用韬略和超的斗争艺术，调和缓冲与江青、张桥等党内极左宗派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总理同江青等党内极左宗派集团的斗争方式，最明显的一个表现是：你说你的，我我的；不跟你吵或保持沉默，下来该怎么继续怎么。

延安时期，江青就喜找周恩来，特别是和泽东发生争吵时，总要去找周恩来“诉苦”靠周恩来调和她的家矛盾。她有了什么学习心得，工作上有什么想法或计划，遇有什么困难，也像绝大多数一样，喜向周恩来汇报并取得帮助。因为周恩来的温和、善良、正直、耐心以及稳健和机是全党公认的，他是大家诉说心曲求得帮助和藉的最好对象。

那时党内的风气也正，阿谀奉承或打击报复都会受到鄙视和谴责，所以江青也还没有什么过分的恶劣表现。她在广州为她的居所换地毯换窗帘，当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给中央写信.对此提批评时，她也不敢说什么，还得表示接受批评。

这个时期，周恩来也没有把江青当回事来对待。偶尔江青要求坐专列等超标准待遇，或劝止，或“看在主席的面上，适当照顾一下”基本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事。

年代初，总理的秘书韦明曾与江青发生矛盾，总理的态度就说明了这时期与江青无足轻重的关系。

抗援朝战争期间，有次总理累病了。大家想了个主意，找来一娱乐片请总理“审查”借以达到让总理休息的目的。

刚开映不久，屋外电话铃响起来，韦明年轻快，有朝气，就跑去接。话筒那边传来江青的声音：“我是江青，请总理听电话。”

韦明怔了一下。总理都累病了，好不容易想了个办法让他休息…”

“总理病了，他现在正在看电影。”韦明婉言说：“你的事情急不急？如果不急，是不是等总理看完电影后给你去电话？”

江青是泽东的秘书，韦明是周恩来的秘书，秘书对秘书讲话，这样讲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江青同时又是泽东的夫人，韦明很客气的话在她耳朵里就变得不够客气了，于是声音里也带了火气：“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总理的意思？”

韦明和那个时代的多数青年一样，情、锐气、冲动，不大在乎什么职务分，随便了一句：“请总理听电话，是你的意思还是主席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