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大意；周恩来是怎样“节劳”的呢？那情景写三本书也写不完。从总理的工作日历和我们的日记就可以看基本情况。

从1974年1月1日到6月1日，这住院前夕的5个月，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和治疗外，他总共抱病工作139天。这139天中，工作达18小时以上的有130天2剩余的9天无一不超过10小时以上。

如果以小时论，总理抱病工作的5个月，比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一般工人在一年里的全工作时间还要长。

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的日记不能以大自然的一天记，只能以“周恩来的一天”记。

周恩来的一天有多长？说不准。随便举他住院前的3个例：1974年2月9日凌晨4至2月12日凌晨4三刻：

…到了11日夜，他还是不能休息，晚上又安排了几个会。第二个会议开始时，他终于累得犯了病，就站起来用椅背住腹继续听汇报。大家不知他已连续工作近小时，请他坐下听。他低声说：“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1974年3月6日下午至1974年3月7日中午12半：

…他工作12小时后，发生缺氧病状，力实在支撑不住了，躺到床上氧，边氧边批看文件达9个半小时…1974年5月6日下午4至8日凌晨4半：

他连续工作18小时后，刚睡下40分钟就被叫到钓鱼台…以后又工作10多个小时，一直到8日凌晨4半。

他又现严重的缺氧病状，这已经是第4次了…周恩来的一生可以说都是在这连续的大工作量中度过，本不足为奇。但是1974年这5个月不同，他的病情已相当严重，每日大量便血，多的时候能达到上百cc，就像直接便血似的，看着惊心动魄，忍不住泪。他以古稀之年就是这样一边输血氧一边便血持着健康人无法负担的工作量。当时卫士和医务人员累病三四个，都是比他年轻二三十岁的健康同志，又是班跟随他他怎么能不累倒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理确实是累死的。

总理也曾讲过伤的话，我听到过3次：

他曾望着整日辛劳的工老周师傅，用一苦涩的声音叹：“唉，咱们西厅就是我们两个姓周的人最辛苦了…”

他曾坐在桶上批阅文电急件，一小时完不了，终于叹气说：“我成了一个语文教员，天天在那里改卷…”

有一次开会后，坐车回西厅。车停好后，他几次动不了，钻不车，内我们把他扶车。下车离办公室只有30几米的路，他自己都走不了，需要我们架着他走。

“我太疲乏，”总理歉意地望望我们，虚地下坠着，我们不得不尽力架住他。

他脸上掠过一丝凄凉的笑：“让我息一下…”

“总理！”我轻轻叫一声，赶扭开脸。我实在无法忍住淌的泪。记得每位新到总理边工作的同志，都要听到邓大——声：嘱咐：“总理走路很快，你们要跟，不要跟丢了。”

那个走路生风，行动捷洒脱的总理哪里去了？现在他已经无法独自走完30米…“好了，我们走。”总理息片刻之后，小声吩咐。我们架着他屋，要扶他去卧室，他坠着不肯去，气虚地说：“到办公室，去办公室。”

我不再掩饰泪，两漉漉地望着总理灰白的脸孔哭：“总理，求求你了，休息休息吧，恢复一下力…”

“你叫我什么？总理。”我们那亲敬可的好总理，他一句一地望着我说：“总理、总理。我是这个国家我是全人民的总理啊，现在国家这个样我不谁？我怎么休息得了啊…”就这样，我们把总理架到了办公桌前。他两手抖抖地拿起办公袖，我们忙帮他好，然后扶他在办公椅上坐下来…总理这样拼命劳，首先是为了维护国家使之免遭覆灭；同时为了不使领导权落江青一伙人手中，为了遏止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不要再度演变成“文化大革命”

初期那样动不堪的局面。

从1973年冬开始，由于大量便血，总理每半月或一月就要接受一次输血。有一天下午6多钟，王洪文让秘书来电话说，晚上要开政治局会，要总理确定时间“以便江青同志那里好安排其他事情”当时总理正在输血，电话是秘书纪东同志接的，他说：

“总理正在治疗，可否半个小时后再商量？”

片刻，那边请示了王洪文，回答说：“必须立刻定下来。”

连主席找总理还要问问总理是否休息？如果休息就过两个小时再找。可是这些“得志便猖狂”的“爆发”就是这样狂妄不可一世。我们只好悲愤地看着医护人员为总理下了输血的针…到1974年的5月底，周恩来已经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在办公桌前只要一坐就站不起了，非有人搀扶不可。

但他仍然持原定计划于5月29日与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举行正式会谈，讨论两国建问题。当时医务人员就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建公报。人们见到的周恩来仍然是那么安详稳重，从容不迫。

可谁能知，他是接受输血后才行了这次重大活动。

签字后，总理向秘书授了“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理意见”将各项工作都责任到位地作了安排。

年6月1日，周恩来把桌上所有文件都清理完毕，待清楚，然后在我们的搀扶下立起，摘下了在小臂上的蓝布工作袖。这两有松带的袖曾伴他度过无数不眠之夜，批阅过多少文件，已经有情。我见他把袖放在桌面上，再用手轻轻地，轻轻地抚平，小心翼翼叠整齐，目在上边停留几秒，圈忽然一红，脯猛地起伏一下，将迅速扭向了一边。

于是，我们都伤心地低下了。

周恩来离开了那把坐了20多年的办公椅，我们追随着左右扶持；他在屋中站住脚，环顾一圈，默默地向这里的一切告别。他的目光在办公用上留恋地往返，终于转向墙上的图表，目光忽然闪烁一下，随即又黯淡下来。我随他的目光望去，心战栗着缩起来。

我看到了那张癌发区发病分布图。

于是，一难忍的痛楚从我心绞一滴滴的泪珠，盈满眶，朦胧了我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