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朵贴近那张失去血的嘴。

“叫…叫李冰来。”

刚手术室的李冰同志听到召唤，忙回到手术床旁，朝总理俯下去。

“李冰，”总理讷女娲着叫。

“嗯。”李冰应一声，把耳朵贴过去。她觉到总理呼的气和艰难吐字的声波：

“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不知？”

“知。”

“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上…去。”讲完这句话，总理鼻凹已经沁汗来。李冰圈红了，用力，哑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

她不敢多停，匆匆退手术室。刚门，猛地一把捂住嘴，泪立刻像小河一样淌下来。

这次手术后，总理明白自己的时间确实不多了，第二天就开始工作。让我和小为他念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大参考和参考资料。有时邓大来了，就由邓大为他念。周恩来组织纪律观念极，文件发到哪一级就是哪一级，不该别人看的绝不扩散一，对邓大也不例外。邓大带来的如果是密封件，就当着他的面帮他剪开，给他自己看。

刚能下地，周思来又开始夜以继日工作。从3月到9月，他与各方面人士谈话102次，会见外宾34次，在医院召开会议3次，离开医院外开会7次，外看人4次。这活动一直延续到10月，手术后终于卧床不起为止。

年4月3日，总理在切除瘤之后，尚不能下床，由于突尼斯总理努伊拉再三恳求，周总理躺在病床上会见了他。

年9月7日，总理不顾病情的严重，持会见了由维尔德茨率领的罗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总理一生中难以计数地会见外宾的最后一次。

会见中，总理坦率地说；“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现在，副总理(邓小平)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年5月3日，周恩来抱病参加了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泽东在讲话中批评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帮”的问题。他用湖南话大骂：“江青混！”由于久病齿不清，又是湖南腔，泽东讲话须有人翻译。翻译委婉地解释这句话，泽东发脾气，让原话照译。翻译只好重复一句：“江青混”这声骂，江青、张桥没变，王洪文和姚文元却吓得脸苍白。泽东决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主持批评“四人帮”的会议。从而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条件。

这是总理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

年6月9日，总理吩咐我理发修面，要去参加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我和医务人员都竭力劝阻，总理不听，持要去。我见总理着急生气了，只好妥协。

在医院，总理不断见客会外宾，所以我们为他了一个理发椅，修面很方便。

那天，理发修面后，总理和邓大驱车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我们打开车门，扶总理下车，他先缓步走向摆着签到簿的桌。

总理这一生，最宝贵的是崇的个人品质，努力追求毫无瑕疵的历史。无论走到哪里他都竭力保持着自己的固有形象。他的和神都已衰弱到极，可是一旦面对外人的注目，他便持不要我们扶；他无法神采奕奕，步履洋溢潇洒和矫健，但他竭力庄重从容，让步迈稳，让平衡；步履缓慢又要保持连续。他的衣服像往常一样笔，容不得一丝皱褶和污垢；他的发一丝不，威武的眉下，两依然是熠熠放光，像火一样温人，鼓舞人。难怪一些外国友人说他“本就是一，一束光亮”

周恩来拿起笔签到时，手剧烈地颤抖，笔尖是动着向纸面贴近。我们都屏了一气在心里帮他使劲，这小小的签名也成为一场较量，是对战友的思念哀悼之情与恶疾的一场较量。他终于将灵一样颤抖跃的笔尖在纸面上，吃力又是持不懈地移动，写下了：周——恩——来。

他抿的嘴略一松弛，便吁一气。于是，我们这些陪护人员也松气，上已是汗津津。

签过到，周恩来在有关人员引导下朝休息室走去，门就大声呼唤：“薛明，薛明同志！”

周思来近半年来，还不曾有这样响亮的声音。贺龙的遗孀薛明，闻声抬，叫一声“总理！”立刻奔过来，满脸是泪。

周恩来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他张开双臂，一下拥护住薛明，由于虚弱而摇晃，由于悲励而颤抖。

“薛明啊，”周恩来哀声哽噎“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说着，周恩来泪如泉涌。他此刻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作为总理，他与陈毅、贺龙两位副总理的私下往较多，常一起逛街、一起扫路、一起看演。保护陈毅，他可以问心无愧，保护贺龙，他确实没好。由于林彪持打倒贺龙，泽东听了吴法宪等人的多次诬告，心生疑惑，周恩来服从了上面的意志，贺龙毕竞是从总理家中被带走的，何况总理也未能兑现他的许诺“半年后我再接你回来”

四周人并不完全理解总理的心情，只是陷于劫后余生者对逝去者的悲恸之中。总理泪涌，四周围哭声立刻响成一片。

贺龙的女儿贺晓明握住总理的手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要保重啊！”周恩来泪闪烁地注视她，片刻，声音颤抖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这令人心碎的叹息，又一次引来悲声四起。这不仅是为总理悲哀，也是为国家担忧。

周恩来亲自为贺龙致悼词。在为贺龙同志三鞠躬时，总理泪哗哗地淌，一连鞠躬次，以表示切的哀悼和“没有保护好他”的愧疚之情。

这是周恩来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

年7月1日，周恩来由李先念、乔冠华陪同会见泰国总理克立、莫，各自代表本国签署了中泰两国建公报。

当时，我们陪护人员都明白这机会不多了，嘀咕着想趁摄影记者还在的工夫，跟总理合个影。我们的嘀咕被总理听到了，他笑着说：“好吧，我们大家一起照张相。”

小他们赴去叫住摄影师，摄影师在大厅一侧选了地，所有在场的人都参加了，李先念和乔冠华也站到了第一排，等大家都排好以后，我也帮总理换好了衣服，是他以往夏季常穿的那灰中山装。

两名护士搀扶总理来到大厅，站在前排中央。了解总理病情的人心情都很复杂，说不清是喜是悲？

摄影师认真调好焦距和光圈，连几下快门。拍摄完毕时，总理忽然望住我们笑了笑，说：“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画××。”

一句话说得我们都没了笑容，心情无比沉重。总理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对我们每个人在政治风狼中的态度是不无担忧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有一项“杰作”就是打倒哪个人，必要清整自己保存的一切文字和照片资料，在被打倒者的名字和照片上打“×”借以表明自己“划清界线”表明政治态度以求自安。

月1日这次合影，是总理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与人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