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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来查都无从查起，更难找破绽。东启聪不相信上级大人不知计生中的实情，只是于无奈，佯装一糊涂吧。东启聪甚至这样想，也许这是一最合乎国情、县情、乡情、村情的手段，对于计生问题“雨可以小下，但雷必须大打，打得越响越好”也许正是这有限的糊涂，使许多不该生的黑孩儿生了，但是也限制了许多黑孩儿生，谁能说这不是领导人的一明呢？看到这度，东启聪对造假就见怪不怪了，甚至觉得造得有理，造得应该，有些事不能把弓拉得撅撅的，那样的拉法要使弓崩断的。也是这缘故吗？像节前夕的送礼现象，不得了啊，东启聪心里算了笔账，哪个有权力的人收受的礼金不超过自己的薪金，那就了鬼啦。只是权力愈大，礼金愈，礼金的分量是与权力大小成正比的。其中不乏有权力和有大权力的人，却拒收礼金，但是这样的人确实很少。尽每年节前夕，上级机关都要台有关制止国家收受礼金之类的红文件，但是每年的礼金都照收不误，且有年年行情看涨趋势。俨然这事不比计生那事，那事应对的策略是“雨可以小下，但雷必须大打”这事运用的方略是“雷一定大打，雨可以不下”既然是打雷，不下雨，谁还怕地倒人哩，一个个？大胆往前走啦，没事。东启聪学过政治，当过记者，又政府官员，啥事能糊住他？啥事他看不明白？再看看反腐机关惩贪官的政策，凡接受贿赂或贪污达两千元人民币的公职人员，均已构成职务犯罪，当受到法律惩。也就是说，检察机关即可批准逮捕法办这类犯罪者。不知这条政策是何时制定的，东启聪只明白，在他当上政府官员的九十年代，贪污受贿达两千元人民币的公务员，当被立案查。倘若依照这标准严格惩治下去，东启聪算了算，在国家带“长”字的人中，大约能整掉过半数的“长”们，这只是保守的数字。真的如此整治腐败，惩罚一个索贿或贪污几千元人民币的，往往这人很不服气，会发怪论，质问何以将矛对准了他？旁观者也要发一论调，何以不整大的，去那小的啥？反贪斗士则对答如“民不告，官不究矣，谁让他被人告了，或者说，谁让他撞到枪上了。”东启聪悄悄地发问，难反腐是靠“民”去告吗？“民”能知晓多少事情“民”掌握的东西太少太局限了，难民不告的贪官，就可无法无天了吗？不过，这话他没说，只是在心里嘀咕嘀咕，就否决了，又悄悄地跟自己说，这本不是我东启聪该的事嘛。况且，这说法对当上市长的人有什么害？只要别树敌，理顺各层关系，团结周围同仁，肯定就没人告自己…东启聪终于觉察到，下的人文环境太优越了，对一个官的人，生活太好了，自己理应尽心尽力维护这上好的环境，怎么老是想找它的病呢？真是幼稚得不知好歹了吗？哈哈…他在心中开始笑话自己了。是啊，不正是政界存在这么多病，大家才能这么使用权力，想怎么就怎么，对于执政人的事情，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多惬意神气啊，官的哪一个傻，那么多人都不去这个病，你逞能个啥，若真去这事，说不准要犯众怒啊，那就别在政界混了。是啊，怎么能得了好还卖乖呢。好好吧，这样下去，好多着呢…东市长成熟了许多，是在市长的宝座上，修正了以往的观念，生发新的意识，懂了应该倡导什么，抨击什么，维护什么，诋毁什么。是的，存在决定意识，意识指导行为，先前看着不顺的事，慢慢的顺了，先前以为的怪事，渐渐的见怪不怪了，先前以为的规则，变成了不合时宜的误区。东启聪踌躇满志，在固这方天地行使着至的权力。

自从市长与夫人在固市大酒店用过餐那天，应老板所邀留下“菜香人亲”的墨宝后，固人就知悉东市长擅长书法，笔字写得很有功力。酒店老板选了档文房四宝送至市长办公室，市政府的同仁不敢怠慢，立到江市购来一张专供市长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