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着；能吃、能喝、能睡、能醒、又歌、又唱，享受五味，鉴赏五，聆听五音，而她，却垫伏在那冰冷黑暗的泥土里，她那容月貌，那慧心灵…都…都…都

心中黯然久之。

李老师和我都是基督徒，都相信永生，她在极端的痛苦中，我们曾手握着手一起褥告，理说是应该不在乎“死”的——可是我仍然悲痛，我信一个相信永生的人从基本上来说是生命的，生命的人就不免为死别而凄怆。

如果我们能什么人，如果我们要对谁说一句恩的话，如果我们要送礼给谁，就趁早吧！因为谁也不知明天还能不能表达了。

其实，我在八月初回国的时候，如果立刻去看她，她还是神健旺的，但我却拼着命去赶一个新剧本《第三害》，赶完以后又漏夜誊抄，可是我还是跑输了，等我在回国二十天后把抄好的剧本带到病房的时候，她已病危期，她的两睁不开，她的声音必须伏在前才能听到，她再也不能张开睛看我的剧本了。期一死，七弦去弹给谁听呢？但是我不会摔破我的琴，我的老师虽瞳了，众生中总有一位足以为我之师为我之友的，我虽不知那人在何，但何妨抱着琴站在通衢大上等待呢，舞台剧的艺术总有一天会被人接受的。

年初，大家筹演老师的《瑶池仙梦》的时候，心中己有几分忧愁，聂光炎曾说：“好好吧，老人家就七十岁了，以后的力如何就难说了，我们也许是最后一次替她效力了。”不料一语成谶，她果真在演《瑶池仙梦》三个月以后开刀，在七个月治。《瑶池仙梦》后来得到最佳演的金鼎奖，其导演黄以功则得到最佳导演奖，我不知对一位终生不渝其志的戏剧家来说这荣誉能增加她什么，但多少也表现社会给她的一尊重。

有一次，她开玩笑的对我说：

“我们广东有句话：‘你要受气，就演戏。’”

我不知她一生为了戏剧受了多少气，但我知，即使在晚年，即使受了一辈气，她仍是和乐的，安详的。甚至开刀以后，看是不治了，她却在计划什么时候院，什么时候国去为她的两个学生黄以功和川海安排可读的学校，寻找一笔造的奖学金，她的遗志没有达到便撒手去了，以功和川海以后或者有机会造，或者因恩师的谢世而不再有肯栽培他们的人，但无论如何，他们己自她得到最的遗产，就是她的诚恳和关注。

她在病床上躺了四个月，几上总有一本《圣经》，床前总有一个忠心不渝的家阿，她本名叫李丹，也有六十了，是李老师邻村的族人，从抗战后一直跟从李老师到今，她是一个瘦小、大睛的、面容光洁的、整日着玄唐装而面带笑容的老式妇女，老师病笃的时候曾因她照料辛苦而要加她的钱，她黯然地说：“谈什么钱呢？我已经服侍她一辈了，我要钱什么用呢？她已经到最后几天了，就是不给钱，我也会伺候的。”我对她有一真诚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