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就在“本来”这两个字上。

我们也常常这样去评价一篇作品：以一斑窥全豹，以一个小小的视角，展示了大的事情。倘若真是如此，那便把作品写轻佻了。如若是真正伟大的故事，决不会以小小的手段就能成功表达。好比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如不是用十七英尺的大理石雕成，会有人的形象？会给人以壮丽的觉？仅仅是本的度和积，也在无声地发言了。都德的《最后一课》，被用来当作以小见大的典范，以短短一篇的一堂法文课而写了普法战争。而事实上，《最后一课》好就好在短短一篇只写了一堂法文课，当然，是在普法战争时期的一堂法文课。在法国，法文课竟成了最后一堂，其间的可悲意味，都留在篇幅之外，让人咀嚼去了。这样一则故事，天生便是短篇小说，是一个天生的短篇。这本来就是个三言两语的故事。这样一个故事，即便超过了我们短篇的限度──三万字，我想，也依然是个短篇，一个拉长的掺的不成的短篇罢了。而相反，用一次漫步、几断想、一回旧地重游，来完成一个壮阔的、伟大的、悲剧的故事，仅是投机取巧而已，终不是短篇小说的大。短篇的大在于找着本来就是短篇的故事，长篇的大则是找着本来就是长篇的故事。故事本就确定了规模，规模本也确定了故事。

这是经过多年的创作甘苦所悟到的一。而且，我发现有许多人也在有意无意地为这个困扰。比如，几乎每一个作家都叹文章的开难，为一个开，折磨得苦不堪言。如开好了，犹如找准了钥匙，一

我们常常这样评价一篇作品：通过一个孩的睛，写了大人的世界，一个艰辛的时世或是一个别的什么时世。而我以为，假如这篇作品是优秀的话，那么就应该写的是一个孩的世界。为什么要说这世界只能为大人所拥有呢？如只为写了一个艰辛时世或别的什么时世，又何必让孩的睛去看呢？既是要由孩来叙述这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必定是属于孩自己，这个世界也必定是属于孩自己的：那或许是一个由于天真而特别纯净或则加倍肮脏、由于好奇心而迷惑不解又由于好胜而胡猜想以至错误百、由于弱小而险象环生又由于无知而一往无前的故事。总之，必是一个孩自己的故事，孩自己的世界。这世界，这故事，随着孩而来，必由孩来叙述。倘若，这只是一个借了孩的心情和嘴来讲一个大人的故事，借了孩的天真的幌，说此“童言无忌”的蠢话，比孩没有隐蔽的明彻，来表达自己本无能力暗示的情节，那便是虚妄而作。那故事并没有找到本来就有的叙述的方式，不过取巧小而已。由此想到德国电影《锡鼓》，二次大战时，一个名叫奥斯卡的男孩，不愿意自己长大，希望自己永远只是三岁，妄图从此逃避长大后的厄运，逃避理和情的成熟。可是停止成长的只是他的外壳，内的一切都依然成长，而周围人们却还将他当孩看待。他可以避免参加那一切的疯狂残酷，只须冷旁观。奥斯卡以一个孩的乔装，却怀着一颗成熟的心看这世界，世界依着他一个侏儒的变态心理演绎着一连串奇形怪状的故事，他以一个侏儒的变态的心理观照这世界上一连串奇形怪状的故事。侏儒的心理与这世界的疯狂秩序其实是一桩事情，没有哪一方在被动的位置。这世界不是塑造侏儒的手段，这侏儒也不是反映世界的手段，一时间，这作品的形式失去了，讲故事的方式失去了，只剩下一个故事。故事与讲故事的方式，与生俱来存在一之中，犹如生命带着躯壳降生。也许，故事就是故事，没有什么方式，任何方式都是外加的，而非“本来就有的”

我们还常常这样去评价一篇作品：通过几个人，或几人家的遭遇，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和什么样的社会。倘若这作品是成功的，那么，这评价就有了问题，为什么要调“几个人”、“几人”，传达者的数量究竟有什么意义。要是多一个多一或者少一个少一，那传达的东西会因此更周全或者有缺陷了吗？如若有了这样的伸缩，那这作品是否还有整的觉？是否还可能完？如若是多一个不可，少一不成，那么作品意义的关键便不在于这故事是由多少人的命运传达，而在于这故事本包了人的命运，人的命运本又包了故事。于是“多少人”便是极不重要，极不需炫耀的了。而这多少人的命运有机地织在一起，成为一，成为一个故事。并非是故事须多少人的叙述才能完善，而是故事本来就是多少人的故事。一一排列每一个人或每一人家的故事是那样困难，那样的挂一漏万，那样的难以表叙，因为这本来只是一个故事，一个命运，一个遭际。这使我想起了响乐。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很多的人这样以为，响乐就是让许多不同的乐声，换替着奏一条旋律或是行伴奏，创作总是先来旋律，再有伴奏。外国的响乐作品，常常使我们有一迷失的茫然，找不着旋律，好比找不着回家的路了。越是大师的大作品越令人茫然，那旋律更加难以跟踪，耳畔只有一片轰响。事实上，响乐作品从最初的构思起，那音响便不是象的符号，而是非常的，是圆号的长音，小提琴的颤弓，小号的三连音，竖琴的琶音，定音鼓的休止，旋律和伴奏永远只是相对的。几十条谱表是一起行，连同空白一起。几十条谱表合为一的行，逻辑严谨，无法分离各音响和乐。是因为有了那乐的音响才有了为它们所有的音符，还是有了那音符，便自然为音符找着了归宿。难说乐的表达旋律的形式，也难说旋律是表达乐的形式。在这里，形式又一次失去了，只剩下音响。回到小说的创作，便也难说是这多少人的命运为这故事准备，或者这故事为多少人的命运准备。讲故事的方式隐在故事本之中，看起来，就像没有讲叙者似的，这才是故事与讲故事最本质的关系。

的，累赘的，只留下应该有的，本来就有的。什么是本来就有的？这便有了艺术家的劳动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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