咙》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们都醒在床上，听见工厂的汽笛；他便说：“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经想好了，来的真快呵。”那篇的艺术很巧，谁想他只是片刻的构思呢！他写文字时，往往拈笔伸纸，便手不停挥地写下去，开始及中间，停笔踌躇时绝少。他的稿极清楚，每页至多只有三五个涂改的字。他说他从来是这样的。每篇写毕，我自然先睹为快；他往往称述结尾的适宜，他说对于结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小说月报》；照例用平信寄。我总劝他挂号；但他说：“我老是这样的。”他在杭州不过两个月，写的真不少，教人羡慕不已。《火灾》里从《饭》起到《风》这七篇，还有《稻草人》中一分，都是那时我亲看他写的。 在杭州待了两个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地回去了；他实在离不开家，临去时让我告诉学校当局，无论如何不回来了。但他却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偶翻十一年的《晨报副刊》，看见他那时途中思家的小诗，重念了两遍，觉得怪有意思。北平回去不久，便了商务印书馆编译，家也搬到上海。从此在上海待下去，直到现在--中间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将离》抒写那回的别恨，是缠绵悱恻的文字。这些日，我在浙江跑，有时到上海小住，他常请了假和我各玩儿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总门，因此他老说没有能畅谈； 他写信给我，老说这回来要畅谈几天才行。 十六年一月，我接眷北来，路过上海，许多熟朋友和我饯行，圣陶也在。那晚我们痛快地喝酒，发议论；他是照例地默着。酒喝完了，又去走，他也跟着。到了一，朋友们和他开了个小玩笑；他脸上略窘意，但仍微笑地默着。圣陶不是个浪漫的人；在一意义上，他正是延陵所说的“老先生”但他能了解别人，能谅解别人，他自己也能“作达”所以仍然--也许格外--是可亲的。那晚快夜半了，走过多亚路，他向我诵周成的词“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没有说什么；那时的心情，大约也不能说什么的。我们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这一回特别对不起圣陶；他是不能少睡觉的人。他家虽住在上海，而起居还依着乡居的日；早七起，晚九睡。有一回我九十分去，他家已熄了灯，关好门了。这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是对的。那晚上伯祥说：“圣兄明天要不舒服了。”想起来真是不知要怎样谢才好。 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一眨三年半，没有上南方去。信也很少，却全是我的懒。我只能从圣陶的小说里看他心境的迁变；这个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说。圣陶这几年里似乎到十字街走过一趟，但现在怎么样呢？我却不甚了然。他从前晚饭时总喝酒“以半醺为度”；近来不大能喝酒了，却学了笛--前些日说已会一《八》，现在该又会了别的了吧。他本来喜看看电影，现在又喜听听昆曲了。但这些都不是“厌世”如或人所说的；圣陶是不会厌世的，我知。又，他虽会喝酒，加上笛，却不曾什么“上等的纸烟”也不曾住过什么“小小别墅”如或人所想的，这个我也知。 １９３0年７月，北平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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