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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两节，忠节与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的自了汉，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者。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作人，就是前的例。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个阶级的，而清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气，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和责任的加重。士或称为读书人，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他们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固然在野的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缚，可以不事王侯，尚其事，但是他们得吃饭，这饭恐怕还得靠农民耕给他们吃，而这些农民大概是属于他们官的祖宗的遗产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门面话，就是偶然有个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渊明，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还是在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士，陶的《述酒》等诗就是证据。可见士虽然有时横议，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他们生活的基础一般的主要的还是在农民的劳动上，跟君主与在朝的大夫并无两样，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彼此也是一致的。然而士终于变质了，这可以说是到了民国时代才显著。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教员和学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有不少的人参加革新运动或革命运动，而大多数也倾向着这两运动。这已是气重于节了。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领导的地位。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五四运动划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集的就是知识阶级。残余的士或读书人自然也还有，不过只是些残余罢了。这变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在这过程中也曾尽了并且还在想尽他们的任务，跟这时代世界上别的知识阶级一样，也分享着他们一般的运命。若用气节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知识分或这个知识阶级开是气重于节，到了现在却又似乎是节重于气了。知识阶级开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气。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而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抬要饭吃，他们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这夹中间，渐渐觉着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罢；也想缓缓的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识分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接着正义的是行动，其实正义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气。这是他们的新的人的尺度。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质的罢？１９４７年４月１３、１４日作。（原载１９４７年５月１日《知识与生活》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