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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事件。这正是吃人的礼教。人不吃饭，礼教吃人，到了这地步总是不合理的。士人对于吃饭却还有另一实际的看法。北宋的宋郊、宋祁兄弟俩都了大官，住宅挨着。宋祁那边常常宴会歌舞，宋效听不下去，教人和他弟弟说，问他还记得当年在和尚庙里咬菜否？宋祁却答得妙：请问当年咬菜是为什么来着！这正是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了人上人，吃得好，穿得好，玩儿得好；兼善天下于是成了个幌。照这个看法，忍饥挨饿或者吃饭、喝冷，只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大吃大喝，痛快的玩儿。吃饭第一原是人情，大多数士人恐怕正是这么在想。不过宋郊、宋祁的时代，学刚起，所以宋祁还敢公然表示他的享乐主义；后来士人的地位增，责任加重，学的严格的标准掩护着也约束着在治者地位的士人，他们大多数心里尽那么在想，嘴里却就不敢说。嘴里虽然不敢说，可是实际上往往还是在享乐着。于是他们多吃多喝，就有了少吃少喝的人；这少吃少喝的自然是被治的广大的民众。民众，尤其农民，大多数是听天由命安分安己的，他们惯于忍饥挨饿，几千年来都如此。除非到了最后关，他们是不会行动的。他们到别就，抢米，吃大，甚至于造反，都是被得无路可走才如此。这里可以注意的是他们不说话；不得了就行动，忍得住就沉默。他们要饭吃，却不知自己应该有饭吃；他们行动，却觉得这行动是不合法的，所以就索不说什么话。说话的还是士人。他们由于印刷的发明和教育的发展等等，人数加多了，吃饭的机会可并不加多，于是许多人也到吃饭难了。这就有了世上无如吃饭难的慨叹。虽然难，比起小民来还是容易。因为他们究竟属于治者，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有的是官的本家和亲戚朋友，总得给饭吃；这饭并且总比小民吃的好。孟说官可以让所识穷乏者得我，自古以来了官就有引用穷本家穷亲戚穷朋友的义务。到了民国，黎元洪总统更提了有饭大家吃的话。这真是菩萨心，可是当时只当作笑话。原来这句话说在一位总统嘴里，就是贤愚不分，赏罚不明，就是糊涂。然而到了那时候，这句话却已经藏在差不多每一个士人的心里。难得的倒是这糊涂！第一次世界大战加上五四运动，带来了一连串的变化，中华民国在一颠一拐的走着之字路，走向现代化了。我们有了知识阶级，也有了劳动阶级，有了索薪，也有了罢工，这些都在要求有饭大家吃。知识阶级改变了士人的面目，劳动阶级改变了小民的面目，他们开始了集的行动；他们不能再安贫乐了，也不能再安分守己了，他们认了吃饭是天赋人权，公开的要饭吃，不是大吃大喝，是够吃够喝，甚至于只要有吃有喝。然而这还只是刚起。到了这次世界大战当中，罗斯福总统提了四大自由，第四项是免于匮乏的自由。匮乏自然以没饭吃为首，人们至少该有免于没饭吃的自由。这就加了人民的吃饭权，也肯定了人民的吃饭的要求；这也是有饭大家吃，但是着在平民，在全民，意义大不同了。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想不到吃饭更难，没饭吃的也更多了。到了今天一般人民真是不得了，再也忍不住了，吃不饱甚至没饭吃，什么礼义什么文化都说不上。这日就是不知吃饭权也会起来行动了，知了吃饭权的，更怎么能够不起来行动，要求这免于匮乏的自由呢？于是学生写饥饿事大，读书事小的标语，工人喊我们要吃饭的号。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开的承认了吃饭第一。这其实比闷在心里糊涂的动好得多；这是集的要求，集是有组织的，有组织就不容易大了。可是有组织也不容易散；人情加上人权，这集的行动是压不下也打不散的，直到大家有饭吃的那一天。１９４７年６月２１日作。（原载１９４７年７月６日上海《大公报》副刊《星期文艺》第９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