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每年的五一劳动节，我们大羊栏小学都要搞一次运动会。起初这个运动会就是学生们跑跑，打打篮球扔扔手榴弹什么的，一上午就结束了。后来，不知怎么的，学生的运动会变成了老师的运动会，老师的运动会把农场的右派也收来了。这一下我们大羊栏小学的五一节运动会名气就大了，很快就名扬全县、全区、半个省。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写了一篇《记一次比赛》，这篇作文受到了老师的表扬。老师在我的作文本上用红笔画了许多圈，了许多，这就叫可圈可。他还用红笔写了二百多字的批语，什么‘语言通顺’啦，‘描写生动’啦，‘层次分明’啦，‘重突’啦，‘继续努力’啦，‘不要骄傲’啦，等等。后来我的语文老师把《记一次比赛》送给右派一组的中文系教授老单看，老单看了说，一个十岁的少年能写这样的文章很不简单。老单是全中国有名的文学史专家，连李白的姥姥家姓什么他都知，能得到他的夸奖，就跟得到了郭沫若的夸奖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老师得寸尺，又无耻地把《记一次比赛》送给省报总编辑李镇看。李镇用一分钟就把文章看完了，然后摸一支像火的黑杆钢笔，连钩带划，把原长一千字的《记一次比赛》砍削成五十个字，说：就这样寄去吧，没准能发表。我们老师非要他给写一封推荐信，他实在不住粘糊，就写了一百多个字，给省报的编辑。我和老师天喜地的把稿寄去，然后就天天盼省报，几天后文章果然发了。这一下我有了名，我们老师有了名，我们学校有了名，我们学校的五一运动会更是大大有了名。第二年，全县教师运动会就挪到我们学校召开了。第三年，周围几个县的学校也组织育教师来观。当时的县革委主任风同志原先是八一工大队的运动员，因为伤，退役下到我们这里来的。该同志育，懂育，一育场就血沸腾，一看见架就泪汪汪。他亲临我校参加了一届运动会，参观了比赛，兴奋得不亦乐乎。他还在百忙当中接见了我，用他的大掌拍着我的说：“小家伙，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不错，不错，继续努力，长大后争取当个记者。”他从前的袋里里摸一支博士牌钢笔，送给我以资鼓励。激动得我了一。开完运动会，他没有回县，直接去了农场，与场领导密谋了许久。回去后，他就拨来了十万元钱，让我们学校增添育材，修建比赛场地。所有的技术问题，由农场的右派解决；所有的力气活，由我们周围十几个村的老百姓来。这样的力，我爹他们都到兴，到光荣。那时候的十万元人民币，在老百姓心目中，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我们私下里说，这么多钱，怎么能得清楚？上就有人回答，有老富呢，怕什么？十万元，人家老富用脚丫就拨拉清了，那还用得着手！

我已经略地向大家介绍了这群怀绝技的右派的情况，接下来就该说我们朱总人的故事了。与那些省里来的右派相比，他没有那些显赫的衔，既不是专家，更不是教授，他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富农的儿，解放前好象是跟着打学生成瘾的范二先生上过几天私塾，上私塾时也没表现特别的天分。我六叔跟他在私塾时同过学，说起朱总人，我六叔说：他小时候比我笨多了，背书背不，被范二先生用戒尺将两只手打得像小蛤蟆一样，吃饭连筷都拿不住。但他特别调捣，有许多鬼，他曾经将野兔屎搓碎了掺到范二先生的烟荷包里，让范二先生烟之后打嗝不止。他还在范二先生的夜壶里放过青蛙，把倒夜壶的师娘吓了个半死。当然，他的这些恶作剧都受到了先生严厉的惩罚。他现在这样聪明，我六叔说，一定是在东北吃了那聪明草成的聪明药。与那些省城的右派相比，朱总人的材相貌更是铁丝捆豆腐不能提了。省城的右派，女的像唱戏的蒋桂英、学外文的陈百灵，那简直就是九天仙女下凡尘，村里的那些老光编成诗歌传唱：‘蒋桂英拉泡屎，光离地挖三尺；陈白灵撒泡，小青年十里能闻到。’男的里边，运动员焦，话剧演员宋朝，都是腰板笔直、小脸雪白，让村里那些娘们见了挪不动的好宝贝。三四十岁的老娘们想把他们抱在怀里，二十来岁的大闺女想让他们把自己抱在怀里。省城右派里最丑的是那个三角作家，最丑的作家也比朱总人好看。作家脸不好看，但很壮，要不也不敢见了女人楞从火车上往下。朱总人是一个驼背，好象偷了人家一锅整年背着。他的背是怎么驼的，有好几说法，比较权威的说法是他在大兴安岭当盲时，在山里抬大木，碰上个河南坏，给他吃了一个哑亏，伤了他的脊梁骨，从此就驼了。还有一说法是他去偷人家的老婆，被人家发现，人慌无智，狗急墙，摔坏了脊梁骨，从此就驼了。我相信前一说法而决否定后一说法，因为朱老师是我心中的英雄，我希望他抬大木伤了腰，这样比较悲壮，多少还有那么一英雄气慨，比搞破鞋伤了腰光彩。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红松大木，比人还要，长达数十米，重达两千斤，八个人，四杠，喊着号抬起来，听着号，颤颤抖抖地往前走：嗨哟___嗨哟___嗨哟___林间小上尽是腐枝败叶，一脚下去，就渗了来。嗨哟___嗨哟___嗨哟__松鼠在树上吱吱叫着追逐蹿，飞龙咯咯叫着，展开像扇样的尾，从大树冠中翔到木丛里。这时，与他同抬一杠的河南坏小虎突然将杠扔了，他猝不及防，晃了几晃，腰杆发了一声脆响，然后就趴在了地上，像一条被打断了脊梁骨的癞狗。他的像青杨树一样的腰从此就弯了，他的像铁板一样平展的背从此就驼了，一个好小伙就这样废了。当然，如果他不遭这一劫，也就不会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人。

我写《记一次比赛》时，学校的场地面坑坑洼洼，没有垫炉渣，更没有铺沙。那时是风天一土，雨天两脚泥。那时本没有垫，别说没见过，连听都没听说过。我们在场边上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大坑，坑里垫上一层沙土，运动员翻过横竿就落在沙坑里，跌得呱呱地叫唤。架是我爹的，我爹是个劈柴木匠，活儿，但是快。两方木，用刨刨刨，下边钉上几条，上度钉上铁钉，往沙坑旁边一摆，中间横放上一细竹竿，这就齐了。我们学校有一个小王老师，中师毕业，也是个小右派，手提帽，我们全校的育课都归他上。他个不，特结实，整天蹦蹦，像个兔似的。我们写诗歌赞他：“王小涛，粘豆包，一拍一打一蹦！”我爹说，你们这些熊孩净瞎编，球一拍一打一蹦，粘豆包怎么能蹦？一拍一打一团糕还差不多。王小涛跑得很快，尽他的速度不能与省里的右派张电相比，但与我们村里的青年相比，他就算飞了。县里拨款给我们学校修建育场地，校长与农场场长商量后决定建一座观礼台，好让主任等领导站在上边讲话、看景。为此，学校派人去县城买了一汽车木。汽车拉来木那天，我们就像过年一样兴。我们村里的人除了中生雷宝之外，谁见过汽车呀，可汽车拖着几百木轰轰烈烈地开了我们村。大家伙把汽车围了个不通，有的摸车鼻，有的摸车，把司机得很张。校长和场长带着一群右派过来，好说歹说才把我们劝退。右派们爬上车去卸木，村里的大人们也主动上前去帮忙。木卸在场边上，汽车就跑走了。我们跟着汽车跑，心里到很难过。汽车的影没有了，汽车卷起的黄烟也消散了，我们还站在那里。我们泪汪汪，心中怅然若失。那些木堆放在场边上，一压着一，码得很整齐。我爹抚摸着木，两放着光说：“好木，真是好木，都是正宗的长白山红松。”他从木上抠下一砣松油，放到鼻下边嗅嗅，说：“这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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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把老狼给活活地撑死了。有人要问了，为什么老百姓不打野兔改善生活呢？没有枪，没有弓箭。场里领导也想吃，就让虎带着几个搞育的右派去抓兔。虎下放不忘本行，劳改还带着标枪。他把从省城带来的那杆标枪的尖儿用砂打磨了，尖锐无比，闪着白光。他举起标枪，朝着那些狂奔的兔，连准也不瞄就投过去。标枪在空中飞行，发簌簌的声音，好像响尾蛇似的，飞到兔上，猛一低就扎下去，几乎是百发百中，不是穿透兔的，就是砸断兔的腰。一上午就穿了四十多只。当然，他有这样大的收获，也离不开那几个右派的帮助。那个短跑运动员张电和长跑运动员李铁，负责把兔往虎面前赶，他们两个起得作用，就像两条的猎狗，一条善于穷追不舍，一条长于短促击。有一条因为拉稀力不佳的兔，跟张电赛跑，被张电一脚踢死了，你说他跑得有多快。那天，虎张电他们，浑挂满了兔，就像得胜归来的将军似的，受到了全右派、全场职工与的烈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