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不了的一恶势力，即便来的真是“仁义之师”和“勤王之兵”也大可不必。宦官原本是些既没有地位人望、又没有兵力政权的人。他们之所以得势，正如曹所说，是因为皇帝亲近信任他们。如果皇帝不信，就成不了气候。杀焉用刀，何况这刀还不在自己手上？刀鞘，就要见血。没有可杀，便会杀。何、袁绍辈就是该着挨杀的蠢犟。如果不是袁绍主张把宦官赶尽杀绝，得张让他们走投无路，狗急墙，何或许还不会死于非命。搞廷政变是得心狠手辣，但不等于嗜血成，更不等于滥杀无辜，最狠毒的打击只能施加于最凶险的政敌。事实上，所谓政治斗争，说穿了，就是人事的变更，权利的均衡，利益的再分和人际关系的重新调整。得到的支持越多，胜利的可能就越大，因此应该“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怎么能像袁绍主张的这样，不问青红皂白，杀个一二净？这就是给自己树敌了，而树敌过多的人，从来就没有好下场。

曹就不会这样。公元200年，曹大败袁绍于官渡，袁绍的大量辎重、珍宝、图书都落到曹手里，其中就包括己方一些人暗地里写给袁绍的书信。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但凡与袁绍有过书信来往的，无不提心吊胆，惶惶然不可终日。然而曹却下令将这些书信全都付之一炬。曹的解释是这样的：袁绍盛的时候，连我都自难保，何况大家呢！这话说得够贴人的。不要说那些心怀鬼胎的人疑窦冰释，便是没什么瓜葛的人，也会为曹的宽宏大量和设地所动。

曹的话说得很漂亮，算盘则打得更。他很清楚，这事一旦动起真格来，要理的就不会是一个两个。因为在胜败未决又敌我弱的情况下，谁不想着给自己留条后路呢？这时，脚踏两只船的人一定不在少数。当然，不会每个人都是双重间谍，多数人不过两边敷衍罢了。但敷衍和通敌原本是不大分得清的。而且照封建理，不忠即是叛逆。只要和袁绍有书信来往，那通敌的嫌疑可是黄河也洗不清了。如果都要一一追究，只怕有半数以上的人说不清。既然追究不了，不如卖个人情，统统不追究好了。而且，人情到底，连证据都予以销毁，大家放心。这样，那些心中有鬼且有愧的人，就会恩德；而那些原本忠心的人，则更会死心塌地。这岂不比揪一大堆人来整治，最终削弱自己的力量合算得多？

在这里，曹显然又表现他政治家的天才。如果说，在对待召董卓京，或立合侯为帝等问题上，公元188年，冀州太守王芬等人谋废黜灵帝，立合侯，拉曹下，被曹严词拒绝。后王芬果然事败自尽。曹表现的是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那么，在对待上述事件时，他表现的则是政治家的雄才大略。他知，无论政治斗争还是军事斗争，最重要的凭据是正义，最重要的资源是人才。要网罗人才，首先要以诚待人，其次要以信取人，第三要以宽容人。人上一百，形形。世界上哪有清一的队伍？“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有些时候，是要装糊涂的。装糊涂才能宽容人，宽容人才能得人心，得人心才能得天下。曹懂这个理，所以曹是赢家。

袁绍却既目光短浅，又心狭窄。官渡之战前，他的谋士田丰再三劝阻他不要贸然兵，袁绍不但不听，反倒把他关了起来。后来，兵败的消息传到邺城，有人到狱中探视田丰，说：这下老兄可要被重用了。田丰却摇了摇说，我可是死定了。果然，袁绍一回到邺城，立即杀了田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