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床，很晚才吃东西。这两个词，原本是旧时颂扬帝王勤政的话，雍正却很认真地到了。别的不说，光是他批的公文就印行了《上谕内阁》一百五十九卷，《朱批谕旨》三百六十卷，均成帙，未刊者还不知几何。此外，还有大量的其他工作。他的这敬业神和勤政神，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不否认。

雍正的个人生活也很简单，没什么嗜好和娱乐，不游猎，也不算好。他也喜一些小玩艺，但不玩丧志。有些东西为他所喜，还是因为有用，比如镜。雍正因为力不好，特别喜镜。他曾命令工匠制作了多副镜，各安放，以便他办公时随时取用。他还赐给王公大臣镜，目的是要他们勤劳公事。他甚至下令给扬灰的工人发放镜，以为劳保用品。在“以天下为己任”方面，雍正确实到了以作则。

雍正也不是糊涂皇帝。他曾对群臣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于人情理熟悉周知，不是那没有阅历的娃娃皇帝，也不是那只知享乐的纨绔阿哥。所以他自认为有资格也有能力严格要求臣下。而且，他认为，只要君臣双方都相待以诚，臣下不挖空心思讨好皇上或欺瞒皇上，皇上也用不着猜忌臣下、防范臣下，则双方完全可以建立起一朋友式的关系。

雍正自己心里也应该有数。他对群臣说：“君臣之间唯以推诚为贵，朕与卿等期共勉之。”但他自己，能对臣下不猜忌、不防范、不整治吗？比如雍正暗示大家起来揭批年羹尧时，大家都不揣，都不动作，或者傻乎乎地说年羹尧这个人多少还有些功劳，雍正能满意吗？显然，不揣是不可能的。而且，说句不好听的话，揣不到位才是糟糕。四年(公元1726年)底五年(公元1727年)初，两总督三巡抚报告黄河清。古人云：“黄河清，圣人。”当然是祥瑞。雍正大喜，给文武百官每人加了一级。这时，有个大理寺卿名叫邹汝鲁的，写了篇《河清颂》来拍，内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两句，意思是说正因为皇上搞改革，实行新政，黄河才变清了。谁知却使雍正大为恼怒，质问邹汝鲁“所移者何风？所易者何俗？旧染者何事？维新者何政？”一怒之下，将他革职，罚到荆江工程去修利。你想，拍不好都要倒血霉，把真话都讲来岂不更是冒傻气？

看来，在雍正手下，拍也不容易。说得好听一，得像一个很有鉴赏力的批评家，由衷地为雍正的领导艺术叫好。这就一要诚心，二要懂行，没有几个人得到。雍正当然也明白这一。所以心情好的时候，对那些言不由衷的也就不太计较(心情不好时就该对方倒霉)。因为拍至少没有什么恶意，粉饰太平也总是政治所需。对于批评，雍正的态度就要认真得多。雍正并不是一个批评不得的人。他接受过批评，也奖励过批评他的人。甚至有时虽然并不接受批评，却奖励批评者。比如大学士朱轼一贯是批评雍正的。耗羡归公、西北用兵这些事，他都不赞成，雍正却请他给弘历当老师。后来连朱轼自己也觉得老提意见不是个事，便请求病退。雍正说：“尔病如不可医，朕何忍留；如尚可医，尔亦何忍言去。”朱轼动，再不提退休的事。

雍正还有一个逻辑，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独立。如果对君主闹独立，那就一定在私下里结为朋党。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么！雍正整治杨名时、李绂等人，就因为视其为朋党领袖之故。他曾对鄂尔泰说：“朕整理科甲积习(因师生或同年关系结成朋党的习气)，伊(指杨名时)乐为领袖。”审理谢济世时，也严刑供，要他招认是李绂指使(谢济世的供词则是“受孔孟指使”)。可见，雍正打击杨名时等，是一箭双雕；不准臣下搞独立，更不许他们结党。他最欣赏的是这样一人：和谁都没有私人关系，只和他一人“结党”比如田文镜、李卫都是。

当然有一情况是允许并鼓励的，那就是“奉旨结”比如雍正三令五申不准大臣结王公，却又指示臣们结怡亲王允祥，因为他需要允祥来充当他与臣下沟通私人情的渠。他又说，人臣的，理是不能有私的。但如果“同心国，互相敬”则朕又唯恐你们不能这样。这就矛盾。到底是该朋友还是不该朋友呢？说穿了，就是不准别人朋友，只准他一个人朋友；也不准对别人有情，只准对他一个人献忠心。换句话说，他是要和每个臣单独“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