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没有枕怎么办？”她有理地质问我。

我请她参观了我的所谓“枕”不过是一块包袱布裹了一换洗军装，再加些内衣。她们过来用手摸摸，都说真真。她们还说，睡这样的“枕”肯定不舒服的，我说，你们废话。接着我让她们跟我学，把脑里有关舒服的概念变一变：当兵的，一切不舒服就是他的舒服。

“我明白了，就是自讨苦吃！”

啊呀，她们总算明白了。

第二天发的时候，我被任命为新兵班的班长。她们很给我争面，演习过程，只有一个人公开哭过，但除了哭倒没更大的洋相。

演习把每个人折腾得疲劳不堪。那是山区，宣传队分成好几个鼓动组，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满山遍野地跑，一刻不停。八个新兵一步也不敢落后，因为我会拿睛瞪她。谁要在那里磨磨蹭蹭，我就会放开嗓门对她吼。我的嗓门是大有潜力的，只要我一吼，新兵们都不眨，显害怕的样。我觉得被人怕着是件蛮过瘾的事。只要她们对我的严酷表现服帖，我心里就一阵满足。我不理会她们的委屈、诉苦、甚至偷偷抱怨，我也像孙煤当年那样，对她们说：行了，你们少给我来这一。

说真话，那一阵我对自己的形象很满意。越是有人怕我，我越令人害怕的样。有人害怕你，那滋味很妙。

演习快要接近尾声时，通信站的人送来一封电报给我，是父亲打的。我不敢去拆那封电报，因为我料到阿爷事了。电报打到成都，送到此地已耽搁数天。

我把电报推到刘队长面前。那上面写着“阿爷病重住院盼归”看见这个“盼”字，我心剧烈地痛起来。这个“盼”字一下就让我想到阿爷那双快瞎的。

上次探亲回来，接到一封信。她说她还是给阿爷发了电报，让他到车站见我一面。但阿爷究竟去没去车站，她就不晓得了。车在苏州站停了十分钟，阿爷或许挨着每个窗找过我，但没等他把所有车窗寻遍，车就开了。情况只能是这样。我不愿去想象阿爷当时的神情，何况我无法想象他快失明的神是什么样。当时他无疑是失望而伤心的，一旦我想到他因此而伤心，上就去想母亲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他又不是你亲阿爷。”想到这，我心里就好受多了。

“是要回去吗？”队长问我。

我犹豫一下，说“是的。”

“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你有个祖父呢？”

“他并不是我祖父。”

“那是什么人？”

“是阿爷。”

“阿爷是什么人？”

“…是祖父。”我上又觉得不对，改说：“不是亲的，一血缘关系也没有。”我想，幸亏没在各表格里把阿爷填去。

“你怎么哭了？”

是啊，我什么时候让泪了来？其实我半都不想哭。不，也许我很想哭。我难受极了，但我对一切难受都能习惯了。

刘队长使劲盯着那封电报。他也许认为我也是想用这法骗一次探亲假，这电报他见得太多了，永远也不清它的真与假。有人在这方面老谋算，常在关键时刻叫家里来封电报，但他们不图探亲假，而装一副痛苦脸，让人们看看他是怎样置个人不幸于不顾，全心投工作的。这人人都能识破的撒谎竟照样获得好评或荣誉。我不懂这是怎么了，似乎人们很甘心上他们当。搞不好刘队长也认为我在搞那鬼名堂。

第二天刘队长叫我赶开路，说正好有车回成都。他考虑一夜，认为还是放我回去。一听说我要走，我后八个人的小队伍顿时稀松了。她们明显地表示欣鼓舞：我这一走，她们就要过好日了。我用平静的语调回答刘队长，我也考虑一夜，决定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