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不如说是受到森林内的地形学结构所衍生来的神话世界的诱导，开始了那个故事的写作。很明显，战争的影作为现在行时的社会事件(同时也是历史的一个断片)投到了其间。

但是，我当时未能切实抓住此间显的“历史”绪，并沿着这个线索而描述村落地形学结构和人的“历史”是如何纠结到一起的。我初期的小说写作手法，很像是由一架始终固定在现在视上的摄像机拍摄的电影(虽然登场人的内心也得到了充分刻画)。

不过，到了《万延元年的Football》“历史”野地闯了来，和村落地形学结构中发生的事件形成了二重结构。万延元年(1860)和1960年相隔百年，相互映照，绵绵不断地相互激发意义。而正在行时的悲剧社会事件，几乎都已经落幕，现在正当尾相距一百年的两个事件余波(aftermath)即将平息之际，一个可以重新解释小说整意义的暗示被发现了。

这暗示就是拆除“老仓房”时发现的秘密地下室。农民暴动领袖在暴动失败后，应该是离开了这片偏僻闭的土地去开放的城市，参与到了日本现代化的社会程中，因为他寄回来的信件所传递的信息，不仅谈到本国的社会形势，还有同时期国外发生的事件等内容。

但现在终于明白，事实上，这个人一直幽闭在秘密的地下室里，以写信结束了余生。小说最后一章的题目是“复审”也就是说，在小说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小说二重结构之一端的“历史”在这里又呈现了二重结构，向那些在小说内的现在仍然存活的人们昭示，面向未来，还存在着另外一可能，从而鼓励他们去选择。当然，实际上如何选择，是由生活在今天的人们自己决定的。

而促成我把“历史”引《万延元年的Football》的动因，是故土那些伴随我长大的民间传说。如果说，作为小说舞台同时又浸小说主题的村落地形学结构，是我童年时代的视觉环境，那么，我同时也是在由这些民间传说形成的听觉环境的结构中长大的。这是在写作《万延元年的Football》时我从两个层面重新认识到的。

首先，是祖母和母亲讲述给我并滋养了我的成长的乡村民间传说。在写作《万延元年的Football》时，我的关心主要集中在那些叙述一百年前发生的两次农民暴动的故事。

祖母在孩提时代，和实际参与这些事件的人们生活在同样的社会环境里，所以，她所讲述的民间故事，常常会添加她当年亲自见过的那些人的逸闻趣事。祖母有独特的叙事才能，她能像讲述以往那些耳相传的民间故事那样讲述自己的全人生经历。这是新创造的民间传说；这一地区传的古老传说也因为和新传说的联结而被重新创造。

她是把这些传说放到叙述者(祖母)和听故事的人(我)共同置其间的村落地形学结构里，一一指认了位置同时行讲述的。这使得祖母的叙述充满了真实，此外，也重新逐确认了村落地形的传说/神话意义。

我通过祖母获得了把山村的森林、河以及更的场所和传说/神话意义联系起来解释的训练，并而发展到我会把自己编织的新的传说，附着到某一场所或一棵大树上。

我想，祖母和母亲是村里演述传说故事的女(她们经着一个小小的村庙，和当地已经存在并且在全国已经制化了的神系统的神社不同，村庙是乡俗信仰的对象，教式的，靠个人捐赠和义务奉献维持)，我是一个被村里的儿童疏远的孩；这两件事，在我如此度过的童年里有重大意义。

另一个动因，则直接来自1945年战败后不久举行的秋收节。这赛会在战争期间已经自行停止，是由农民们重新恢复起来的。办秋收节的最活跃分是从军队复员回来的年轻人，在重新适应农村日常生活之前，他们首先想在非日常的节日气氛里享受一休闲的愉悦。

于是，在小学场上举行了秋收节赛会，在庆的舞蹈中，登上戏台的农民歌手领唱起名叫“摸doki”的歌。那是歌唱曾经在这地区发生的两次农民暴动的叙事诗般的歌谣，其特征是伴随着暴动队伍前的节奏，把村落四周的森林以及村落里的地名一一编织到歌词里。对我来说，这首“摸doki”首先是关于村落地形学结构的语，同时，也是以节日赛会的叙事形式对祖母讲给我的传说/神话故事所行的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