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视角，前苏联的一个作家曾经使用过。关于抗日战争，这在近代的中国历史上延缓的时间比较长，一共八年，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山东的老百姓对此印象刻。昨天我们路过的那个村庄就是《红粱》小说故事原型的地方。当时日本军队本来是要去包围另外一个村的，但因为一个人指错了路，使得这个村的一百多人突然间丧命。

我小说中的女与当时实际生活中的女是不一样的，当然勤劳和吃苦是一样的，但“我”的那浪漫神是独特的。小说的后半分，还现了一个二，这个人倒是有原型的。我的真实的三，也就是我爷爷的三弟的太太，在一次日本人包围村的战斗中没来得及跑去避难，看到一个日本士兵手持生从厕所里来，对着她走过来，把她吓昏了。尽这个日本士兵并没有对她什么，但她吓得得了很重的病，后来就神经错，闹神闹鬼，半个村都能听到她令人骨悚然的喊叫声。我母亲后来对我说起这事时，还是心有余悸。对这场战争，我到这是大的悲剧和谬误，因为战争不仅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前几年去了日本，回来后这觉更加烈。

大江：《红粱》是世界闻名了，你还有一名叫《酒国》的小说，也被译成了很多文字。这小说里写到你到一个地方去，那里的当权者对火车站的女站员说，这位老师就是电影《红粱》的原作者等等。我对你这本小说也有很的。

《酒国》是非常独特的小说。我从小说家的视角来看，认为它是一非常人的作品。这小说对于如何写作，以及如何用新的手法达到这样的度等行了非常诚实的实践。莫言先生自己也在小说中时隐时现。《酒国》和《红粱》之间路途遥远，莫言先生是如何超越了这距离写《酒国》的？

莫言：我开笔写《酒国》是1989年的下半年。您知，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许多人理想破灭，许多作家弃笔从商。我在经过了短期的痛苦和徘徊之后，认识到，只有拿起笔来写作，才可能把自己从痛苦中解救来。而且，我也认为，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越是要写作，用小说发言，这是我的责任。

《酒国》看上去写的是与酿酒、饮酒有关的故事，但其实我写的是一个大的寓言。小说中有许多看起来荒诞不经的情节和许多戏谑的语言，但我真正要表达的还是那样一悲悯人世的神。写这小说的一个诱因是我看到一篇报，说一个不好的人大学毕业后被分到煤矿的一个学校教书，由于他有喝酒不醉的特异功能，被提到宣传门专门陪人喝酒，并因此飞黄腾达。到了晚年，他回顾自己的一生到底了什么，结果发现自己是无所作为，就是喝了几吨白酒而已。这个故事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毫无疑问，《酒国》在我作品中是最有挑战的。一是艺术上的挑战，刚才你也说了，它看起来是侦探小说的框架，写一个侦查员到煤矿侦查一个腐败的吃人案件，中间也穿了很多有神秘彩的描写和幻的神秘情节。在结构上我也行了大胆的探索，譬如我刚开始是一个作家，在写一小说，我在写作的同时开始和一个业余作者通信，他源源不断地把他的作品寄给我，结果他小说中的故事、人，与我写的小说中的人和故事为一，成为了一小说。最后，写作者我，也就是莫言，也作为一个人直接了小说。二是题材的挑战，写当前社会的“吃人”现象，揭官员的腐败堕落，写得如此大胆、尖锐的作品确实不太多。当然，说到吃人的问题首先是从鲁迅先生的小说中开始的。我在《酒国》里所描写的吃人和鲁迅先生所描写的吃人一样，都是一象征，真正描写吃人是没有什么文学价值的。我看到某些外文版，在宣传时，特别调所谓的“吃人”事件，其实这是一误解，是一噱，读者看完小说后，就会明白，《酒国》中的吃人，是一个象征。《酒国》里充满了象征，喝酒是象征，吃人是象征，那些孩、小黑驴、小侏儒等，都不应该用现实主义的态度来读解。《酒国》的象征意义还不仅仅是指腐败现象，也象征了人类共同存在的暗心理和病态望，比如说对的需求已远远超了需要的程度等。人的望是对大自然的一烈的破坏力量，望在正常的域值内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一旦过度，上就会走向反面。

大江：《酒国》的结尾分，调查事实的检察官被困在酒国盛大的酒宴里，到底没能揭犯罪的真相来。小说最后产生了一个疑问，我对你后来写的追问地方政治的不公正，追问内有什么内在联系、有什么新的影响这一有。那么，《酒国》之后，写来发表的作品题目是叫《丰》吧。我认为这作品很重要。理由的第一条，《酒国》远离了密东北乡，但这作品又回到了此。这里是舞台。开写的是《红粱》里写过的非常悲惨的遭遇，日本兵和农村游击队的锋这样的大事件对住在这个村的别的村的怪盗、和别的阶层的人们的影响等，然后再挖掘。正因为是这样的小说所以才非常重要。日本方面通常对中国文学不怎么报，但还是有消息说，这作品了一些问题，首印数很大，都卖去了，但后面的第二版、第三版却没能发行。新闻报还说，盗版的《丰》反倒风行全国。这本书被翻译成日语了，发行量很大，也有很多读者喜。我认为，这也是生活在当代的莫言在文学史上的一重要作品。第一，正如刚才所言，它沿着《红粱》的思路又回到了农村，描述了那里的事和人。第二，对当代中国残存之的追问。也就是说，莫言从中国小村庄神话的往昔开始，一直讲述着祖父辈和父辈以来一直未变的故事。那之后就是现在我们这一代。一直在叙述与中国农村现实密相连的故事。因此说，中国农村是莫言先生文学上的宿命。你这样的作家，我认为可以算得上是现代中国文明的一分。我想从以上几听你讲讲关于最长的小说《丰》。

莫言：一作品的产生有其必然和偶然的双重，写完《红粱》之后，我又写了几好像与密东北乡不太沾边的东西。但我知我肯定还要沿着《红粱家族》这条路往前走，这是写《丰》的必然。为什么说还有偶然呢？在一九九零年的一天，我在北京地铁的看见坐着一位农村来的妇女，她一手抱着一个孩，两个孩都坐在她上吃。这个女人看起来很憔悴很瘦弱，好像全的血都化成了，要被两个孩光了一样。我到很震动。光照在她们母上，像圣母玛丽亚一样。于是，我就决定写这么一书。但也迟迟难以下笔，到了1994年我母亲去世，我住在密县城里，下决心要把这书写来，要歌颂人类劳动女怎么样繁怎么样哺。但写的过程中，跟构思的不一样，大量有关密东北乡的历史细节争先恐后地涌到我的笔下。我认为，这小说主要写了两个人，一个是母亲，生过很多孩。我想通过这个母亲为了生儿育女、与男人的复杂的关系来揭示中国封建制度对女的残酷迫害。她要受丈夫的待，受公婆的歧视，受社会的欺压。但更层的，则是揭示一个女人为了取得在社会在家中的地位而作的牺牲。另一个是叫上官金童的人，这个人有度的象征意义。他是一个眷恋房的男人，刚开始离了母亲的就无法生存，吃别的都会呕吐。到了四十多岁还是离不开母亲的房，对房有着特别痴迷的眷恋，以至于他母亲后来都痛骂他：“我本来想生一个站着撒的儿，没想到生了一个窝废，我不要一个整天吊在女人房上的男人，我要的是一个天立地的男人。”我觉得小说的价值在于塑造了一个中国近代小说史上没有现过的典型人，当然也还描写了这样一充满象征意味的母关系。

小说发表之后，得了一个大奖，有很多的赞扬声，但也有烈的批评，有些人还往上告状。我在压力之下给版社写信，说你们不要再版这本书了。过了几年，也就是九十年代末，我看到很多评论家重新注意这书，一位哲学教授在他的一本书里用一章的篇幅，论述了上官金童这个人形象，他说就像人人的灵魂都隐藏着一个小小的阿Q一样，我们认真考虑一下，我们近代的中国人每个人的灵魂都有一个小小的上官金童。我们每个人都在眷恋着一些其实并不重要的东西，就像那个上官金童眷恋着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