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这条狗留给您的记忆，是那样的刻，在某意义上，孩，经常能从大人对待动的态度上，判断一个人的善恶。可惜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把各自记忆中的动故事，来讲述一遍。但在我今后的小说中，那些动都会场，并且充当重要的角。

大江：我在柏林自由大学教过书。当时学生中有一个是从台湾来的。他特别喜《天堂蒜薹之歌》，被打动了。因为当时我们手只有英译本，于是大家聚在一起让他给我们讲《天堂蒜薹之歌》的大意。刚才您讲到的几他也说到了。最后，他选了几段自己从英文版转译成德语读给大家听。还记得有一个非常幽默的段落得到大家烈的掌声。像把蒜薹扔来扔去的场面就很稽，而且是很快乐的人化描写。你的政治批判和写作手法里的那莫言式的现实，再加上幽默等等让我们为敬服。虽说是反映社会问题的小说，但是最终还是让人受到了对人的信任、对农民的信任之情。这一很重要，让人对你今后的作品也充满了期待。日本也有官僚腐败的现象，所以我对这个问题也很有，但我更关心的是你能够以真实的光面对中国现在官场腐败的一个事例，并能够真实地对其行描写。我说过我的童年经历是如何形成了现在作为作家的基轴，我现在从事的文学是和孩提时代的经历密相连的，这一我和莫言先生很相似。同时，还有一让我烈到你是我的文学的同路人：我的文学不是从儿时开始、而是大约从青年时代才开始的，我也是自那时起一直把日本这个国家的样态——暗面也好光明面也好都包在内——用文学的方式持续地讲述着的。我最初开始文学生涯时也写了很多受到好评的短篇。而莫言先生写了更多受好评的有趣作品。一般来说，这样的小说家最后总是会变得愿意重复最初获得成功的老路数。然而，我却想要放弃开始写作时的路。因为，我是一个活着的日本人，边还有其他的日本人，还有内在的自我，于是总想要变换自己的表现方式。我本人也觉得永远无法对自己的文学下一个定论。现在也没有百分之百接受我的评论家。我又没有什么读者。莫言先生基本上也是用自己的文学支撑着中国，虽说好像变成了一名批判者，但那正是我尊敬你的地方。最近，我从报纸上读到你又在一边审视中国的现状、一边写新的作品，那是什么作品呢？

的树上搭一间小屋看书，我把它称作我的图书馆。不过我搭建图书馆的那棵树已经没有了。回想当年我看着柿树悟到的是：所谓“”无论是树叶还是小，又比如你写的在故乡塘上漂浮的白莲这样的景致也一样，还有我看见的柿树的叶也是一样的，都在不停地颤动着。是那不能辨明是否真的有风在拂的轻微的震颤。我这才发现柿树的叶片原来是那样不停地在颤、在摇晃的啊。这是我第一次用笔写下观察到的事，这和我现在的文学有很大的联系。因此我想，孩提时代我们如何使用睛、耳朵、鼻，是否能嗅到清晨的气息等等，都是我们文学本的发。我的狗被杀的时候，因为它不怎么机灵，一下就被抓住杀掉了。那简直就是人和动之间最残酷的模式的重演。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杀狗。而大家一边思量村里的人为什么不反抗，一边就那样睁睁的看着狗被杀掉。我的那条狗是当着我的面被杀的，它的血来染红了我的白衬衫。我看到狗被杀的时候，使劲咬着自己的手都咬了血，朋友们全都觉得不可思议，讥笑我觉得我很可笑。我回到家里以后，母亲说：“日本和中国的戏剧里都有在悲伤的时候不哭泣，而是咬着自己的手或者衣服宣情的动作和表演方法。”那时我父亲还在世，他听了母亲的话以后说：“不是那样吧，健三郎是为了要表现他想去咬杀狗的人的手，才会咬自己的手给他看的，不是吗？”其实他们说的都不对，我只是因为悲伤才那样的。但我还是觉得父母理解了我，说的虽然不对，但他们理解了我的心情。这件事至今难忘。就是这样的事情造就了我的文学，也造就了我的人际关系。

莫言：我是从农村起步的，一直持写中国农村的往昔生活，离中国当今的现状比较远，要是突然让我写那些发生在前的事件，我会到有困难。但也不是不能写，关键的问题是，这个发生在前的事件，能不能激发我的写作冲动。只要有了冲动，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在写《天堂蒜薹之歌》时，找到了一个诀窍，那就是把我要写的故事移植到密去，当然这移植不是照搬，而是大加改造。《天堂蒜薹之歌》里描述的事件本来发生在密县西南方的一个地方，我把它改换面放在我的家乡来写，一下就找到了一血相连的受。那在《透明的红萝卜》和《红粱家族》等作品中对生命的受和对大自然的受，在这现实题材的小说中也得到了延续。作家应该扬长避短，我的长就是对大自然和动植的锐受，以及对生命的丰富受。比如我能嗅到别人嗅不到的气味，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看到比人家更加丰富的彩，这些因素一旦移植到了我的小说中来，我的小说就会跟别人的不一样。我写的这类政治小说还是植于乡土的，它不是为了描写事件，事件只是一个框架，而支撑着这个框架的，是那些个鲜明的人，和我自己对生命的刻验。有了这些东西就能让人会到小说中的情。如果小说不能把作家对生命的觉移植去的话，即便你写了现实生活中确实发生的一件事也不会显得真实。而如果写了自己的生命验，即便是完全虚构的作品，也可以产生大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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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有关法律题材的小说、电视剧是大门。打开电视机，经常会看到播放的是反腐败反贪污的戏，畅销书也有很多是这样的题材。但现在这些作品，都不能让我到满意，我认为写这样的题材应该把贪官污吏当成人来写，从人的角度考虑，从自我的内心考虑，或者说，要把贪官污吏当“我”自己来写。在当前的社会机制和法律状况下，假如我变成了某一个门或者某一个级别的官员时，能不能保持清廉？会不会也跟那些贪官一样变成了人民的罪人？并由此对我们的社会制度行反思，这是如果我要创作所谓的“反腐败小说”的发，这里边应该包着对社会的批判和对于自我的批判，涉及到人的本弱，和一个存在诸多问题的社会对人的弱的纵容，否则就不是好的文学，当然也不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世界文学。

我走上文学路后，有段时间里，许多年轻作家认为小说应该远离政治，这是对以往的“文学要为政治服务”的错误观念的反叛，有它的合理。但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创作实践以后，发现作家是不可能脱离社会的，也就是说文学其实也脱离不了广义的政治。即使作家千方百计地想逃避现实，现实也会找上门来。有一个典型的例，就是我的《天堂蒜薹之歌》。在我的创作计划中，本就没有这书，当时我想写的是《红粱家族》系列。《红粱家族》主要写了爷爷他们那一代，接下来我想写父亲母亲这一代，然后写我这一代。可是到了1987年，在我的故乡山东省的一个县里突然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件：因为当地官员的腐败无能、思想保守加上官僚主义，使得农民生产的几百万斤蒜薹卖不去，最后都烂在了家里。愤怒的农民们就拖着蒜薹，拉着蒜薹，扛着蒜薹，把县政府包围了。整个县政府周围都弥漫着腐烂蒜薹的臭气。接着他们放火焚烧了县政府的大楼，还有一帮胆大的农民把县长办公室砸了，吓得县长躲起来不敢再面，家里的围墙上还安装了铁丝网。这场农民的造反在中国影响很大。后来领的农民都被抓起来了，县委书记也被撤职，调离当地。而当时的媒却各打五十大板，一方面批评了县政府的无能和官僚主义，另一方面又指农民不应该用非法的手段跟政府对抗，所以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件事对我的动很大，一下就叫我把写《红粱家族》系列的笔放下了。尽我在城市里住了好多年，但是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农民的蒜薹卖得去卖不去对我的生活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我是农民的作家，所以我有一颗农民的心，而这颗心在这样的事件面前，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不农民采取了什么方式，我的观都是跟他们一致的。我绝对站在农民一边。所以我当时就找了一个地方，只用了三十五天时间就完成了这长篇小说。这小说发表以后引起了大的反响，大家对我这突然的转向似乎难以理解。本来《透明的红萝卜》和《红粱家族》已经很红了，我完全可以照这个路线走下去，然而这次的转向却让我对现实社会行了直接的预。这样写前发生的事情是我的责任和良心在起作用。这两年我在《检察日报》社工作，那是中国人民检察院的一份报纸，报上每天都在披全国各地的各案件。这份报纸源源不绝地给我提供创作素材，而且我也跟各地搞法律的人打，也有人找我告状。我的办公桌上总是有许多来信，都是要我帮他们打官司的。

我现在正在构思的小说叫《灵魂窍》，这小说的结构从略萨的一篇讲话中受到了启发。他曾经讲过文学时间的相对：在小说中，一分钟可以被无穷放大，可以写成三十万字，反过来，三十年也可以压缩成一瞬间。在这本小说里，我的主人公上了刑场，突然一阵大风把他坐的囚车掀翻了，于是他逃跑了，并且开始追寻他自我人生的整个程：他如何从一个放娃爬到了省级的位，如何结识了那么多的女人和男人…他逃跑的目的是为了回到故乡去看望母亲，还为了要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