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曾经卖过他的女人。整个过程充满了虚幻的彩，但当他跑到母亲边的时候已经历了千辛万苦，还觉后面始终有人在追捕他，最后他终于赶到母亲跟前，跪下了。他的母亲摸着他的说：你这一辈算是白过了。这时，他猛然惊醒，原来他本没有逃跑，而是被人倒在地。执刑的法官对他说：你可以选择站着，或者跪着，我要枪决你了。他说让我跪着吧。

大江：我昨天到达北京，当天傍晚时分就去了城里，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朋友会面，一起讨论计划于北京召开的“世界文学论坛”的相关事宜。我们会面的地被安排在长安大剧院，之后我们在剧场旁的餐厅里吃了饭。两年前，我来北京时曾在那里观看京剧《三打祝家庄》，那是一描绘拼命三郎石秀等梁山好汉如何凭借智慧攻陷祝家庄的名戏。然而，看看昨天剧场周围立着的广告，我注意到，演的剧目是《宰相刘罗锅》，听说北京市民都喜看这样的反腐倡廉的故事。我觉得在大众真心关注腐败现象的时候，一个叫莫言的作家能与老百姓的关注一致实在了不起。虽然反腐倡廉的主题本不是什么大题目，但我觉得作家和大众的关注能非常好的重合在一起很重要。对于就这主题行写作时采取的小而化之的方法我想到两个原因。第一，作为生活在一个国家里的个人，质问这个国家中的一些不公之确实有些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文学工作者，不论哪个国家的文学工作者都在考虑自己小说的表现方法，考虑用什么方式写作才比较得。比如，你的小说《酒国》也描写了腐败问题，写法实在是彩，版以后卖得很好，在全世界都有共鸣的读者，我听说在法国都有读了这本书的人，这一实在值得骄傲。尽刻画了腐败的主题，但你的小说经常会给人很光明、向着希望前的觉。我觉得饱对人的信任这一是我们文学的首要任务，而表现确信人类社会是在从漆黑一片向着些许光明前是文学的使命。我六十多岁了，但我写的小说里不能没有光明的结尾，必须是信任人的，必须有对人的生命力的发现和喜悦。就像冒险一样，我把非常可怕、黑暗的世界当大河淌一般描写着。但是我文学的支是：文学不论描写多么黑暗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要看最后来临的喜悦是什么。我觉得所谓文学，应该是以显示对人的希望、对人类社会的信赖为终结的，应该是让故事圆满结束的。虽然我的小说大多比较郁，但是我认为还是富刚才说的那些积极的光明的。莫言先生同样把重放在了表现值得信赖的人上面。小说的构成结构，还有如何现对人的信赖、如何表现人的特等等既是小说写作方法的问题，也是社会中一个作家的职责。这也正是莫言先生作为生活在中国社会里的作家的职责。你认为把力用在小说的写法、小说的表现方法，还有如何表现人的这些方面是不是当今中国作家的职责和使命呢？

莫言：你说的关于作家的职责等等问题，我是这样想的。中国的作家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被捧到了一个非常的位置(“文革”中虽然被打倒了，但也是从反面说明了这个职业的重要)，当时就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家是时代的代言人，是人民的，这已经把作家捧到了无以复加的度。而且不仅是对作家，就是对小说的作用也有一不太正确的估价。比如，认为一个作家可以用一篇小说反对一个党派，甚至可以用一篇小说颠覆一个社会。这对文学和对作家的评价都是不切实际的。科学越发展，社会越步，老百姓的生活平越提，作家的地位就越低，文学的光环也就会渐渐消失。我不大赞同“作家要为老百姓去写作”这样的号。因为这号虽然听起来平易近人，好像是平等对人说话一样，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居临下的姿态，好像作家肩负了为人们指明方向的责任似的。我觉得这个号应该改成“作家要作为老百姓去写作”因为我本就是老百姓，我受的生活，我灵魂的痛苦跟老百姓受到的是一样的。我写了我个人的痛苦，我写了我在社会生活中的遭遇，我写了我一个人的受，那么很可能它是有普遍意义，代表了很多人的受的。中国有句话叫“文章憎命达”一个人如果在政治上风得意，生活非常富裕，顺心，官厚禄，香车宝，扈从如云，大概很难写好的作品来。比如，无锡有一个民间音乐人叫阿炳，他写了许多名曲，其中《二泉映月》已经成为中国音乐的经典。我们能在许多音乐会上听到各不同风格演奏的这首乐曲。可是当时他创作《二泉映月》的时候，只是一个沿街乞讨的盲人。他的妻用手牵着他，一边走一边乞讨。他的贫困和内心痛苦已经达到了极致，所以才能写震撼人们灵魂的音乐。

另外，关于作品中要表现光明和希望，要表现对人的信任，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复杂的不是问题本，而是对“光明”、“希望”和“信任”这些概念的理解。我们中国的许多作品，哪怕是满篇血泪，最后也要安上一条“光明的尾”这人为的“光明”其实是很虚伪的。我比较认同福克纳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中说的那些话：人类不朽的本原因，是因为人类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神。人类的希望和光明，也都在这些神中。

大江：我从内心里赞同莫言先生的话。我生在小村里，但是没有一直生活在农村，现在住在东京。长期以来，我一直为自己变成了一个不能真实描写自己和村相连——用你的话说，血脉联系、亦即和人民的联系——的东京知识分而苦恼不已。现在正在写的长篇小说是《愁容童》，已经差不多写完了，是讲我这在东京生活的知识分回乡的故事。从主人公的母亲过世，他打算和残疾的孩一起在家乡生活一年开始叙述。看到题名里的愁容这两个字大家就会明白，这是以人们称为愁容骑士的唐吉诃德为模特的。而童则是孩的意思。主人公是可以岔开脚把全世界当虚幻一般踏在足下的一个幻现实主义的存在，就是这样一个自由自在的孩，如今成了东京的知识分，又再一次返回乡里作为愁容童生活。他之所以会回到乡间也是因为他已经老了，已经六十七岁，是个过不多久就要离开、要死去的人。你的新小说中写到过被决时失去力气站不直的人之死和小说家之死没什么两样。我试图表现主人公再次成为寻常人的故事——一个生长在山村的孩，长大后去东京生活并成为知识分，现在又回到村里，在那里思索自己的真实等等。所谓文学，从为村童的时代开始就一直和现在密相连，我觉得那是小说最本的特。小说家作为那样行事的人，和一般人是不一样的。

莫言：您早期的许多作品，描写了森林、山谷、河和大量的山村生活经验，我相信这些经验还会生发新的小说。后来您的作品描写了都市生活，并且写得那样得心应手，这说明您是一个极观察能力，适应很的作家。我在城市里生活了将近二十年，对城市生活尽比较隔，但也有写的愿望，也许过个十年八年，我也会把生活在城市中的自己，作为描写的对象。您的这《愁容童》，我想会很有意思。最近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世界上许多事，都以循环形式存在并发展着，日日落，岁月年是循环，人生也是循环。但每一次循环的起和终，都不是完全一样的。当初我们是那样迫切地逃离家乡，可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又想回归故乡。但这个回归，其实很难回到原。第一，现在的故乡，已经不是我们回忆中的故乡，第二，现在的我们，也不是当年的我们。譬如我们现在坐在我故乡的院里，但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地方，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别人变了，我也变了。因此我觉得，这个回归的过程，是一徒劳，就像古希腊哲学家所说的那样：人不能两次踏同一条河。您把这新的小说定名为《愁容童》，和唐吉诃德那神建立联系，这里边所包的重的痛苦和无奈，我是能够受到的。这神，其实也就是福克纳等欧作家作品中一以贯之的神。这也是思想者的神特征。我们中国的圣人孔夫，提“克己复礼”但他自己知这是不可能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其实也是一唐吉诃德的神。但人类的希望，也就在这看似绝望但实际上充满了理想和希望的苦苦挣扎之中。这样的理想和希望，许多人是难以理解的。我期待着读到您的这作品。

现实生活中有各式各样的作家，每个作家的作品都应该有自己鲜明的风格。也就是说风格是和作家熟悉的社会阶层、他选择表现的生活素材有关系的。因此，既有这个叫莫言的作家，也有如阿城那样的作家。生活的多样决定了作家的多样。作家个人经历的不同也决定了他们各自风格的不同，这是很正常的。要是大家都趣味一致，用同样的手法写作，只要一个作家就足够了。您的写作，看起来跟个人的神历程有一定的关系，您是个沉思型的、关注内心并透过自己的内心投照亮周边生活的作家，您晚近的作品，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其实非常密。您思考的许多问题，其实不仅仅是日本的问题，也是全人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