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来，会不会觉得一儿意思都没有呢？直到你刚才说有很大收获，我才松了一气。你能千里迢迢飞越大洋，来到中国偏僻的农村密东北乡，这力量肯定是来自文学。也说明我们两个人的人生起和文学起有很多相似之——你说你的人生始于日本四国一个被森林包围着的小村庄，我也很有同。我的起就是你们今天看到的这几间又矮又旧的老屋。后面曾经有河淌，前面是一望无际的田野。我与河的关系非常密切。刚才大江先生讲到我在小说中写河像一样冲过来，在我们这里把这现象叫“河”每年的夏秋季节，只要上游地区下了大暴雨，过那么半天或一天的时间，洪就顺着河奔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首先会听到很远的地方传来的隆隆隆隆的响声，然后孩们就往河堤上跑，看着河仿佛从天边沿着河涌来。河比河面要许多，就像一群扬着鬃狂奔的烈，所以说河像一样冲过来。河一过，面一下就会涨上来与岸齐平。这时候的河全是浑浊的黄，因为带了上游大量的泥沙下来。这是孩们天喜地的时候，有些比较好的小孩在河堤上观望，看着河里漂下来的东西。有时候河里漂下一棵树，也许是一棵果树，树上还挂着果实。有时候漂下一株玉米来。我记得有一年河里漂下来一个西瓜，在里翻来去，孩们就争先恐后地下河去，最好的那个孩把西瓜捞上来，大家就在河边把西瓜分着吃掉了。河不单为我们提供了，而且后来也给我提供了文学灵。有河的地方肯定是文明产生的地方，也是文学产生的地方。挨着河是一片草原和荒地，这与你刚才提到的《透明的红萝卜》也有关系。其实是因为河太大了，为了保卫村庄，大家就在河对岸…那里是一片洼地…修建了一个滞洪闸，在河堤上修了几十个涵然后用闸门闸住。平常河面很低的时候就让沿着河床往下，而一旦河涨到要威胁村庄安全的时候就把闸门拉起来让洪到荒地里去，这就减轻了河堤的压力，保卫了村庄。读者可能也知，我写的《透明的红萝卜》里有一段个人的亲经历。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在滞洪闸上当过小工，那还是在中国的人民公社时期，五十个村庄里每一个村选十来个人，集中起来有三百人左右，全都住在桥里面，每天拉来石修建滞洪闸。因为必须用铁钻把石刨成平面，所以需要一个铁匠，而我当时就在铁匠的手下小工，他打铁，我给他拉风箱，烧那个铁钻。那是我的一段亲经历。几十年以后当我写完《透明的红萝卜》，回到家乡又到那个涵下面去看了看。那时我发现这个涵和我记忆中的涵全然不同：在一个孩的记忆里，那个涵大宏伟，但是当我故地重游时才发现那个涵原来是这么矮小，一伸手就可以摸到。我想童年记忆里的很多事都被自己放大了，因此童年的记忆如果用真实来衡量的话是不可靠的，但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却非常有意思。

大江：在我看来，河是从其他的世界，也就是从异界通往自己生存的地方的通路。尽也还有通往森林的路，但是我总觉得只有河这个通路才是让人造访一下天国、向上天献一献的惟一途径。我信生活中的真实是在日常生活的分分秒秒中现来的。比如说对于先辈的信仰，我妻的哥哥伊丹十三先生五年前就去世了。尽他离我们而去了，但是在我去年版的描写他的一本小说中，他仿佛仍然活在现实里，并且还在参与我的日常生活。我觉得这作品写了死与生的日常，以及非常刻的悲痛。而这一次，我在桃树林中看到莫言先生和先祖相会，会到一些与我在日本都市中描写的事十分相似的东西。而且，这似乎也让我找到了还是日本农村人的自我。在文学中，洪是很大的一个主题。我写的第一长篇小说《掐去病芽，勒死坏》的背景是洪暴发，使得一个村与其他的市镇和村庄隔绝开来。我在小说里写了孩们如何在这个封闭的村里生活，以及如何与朋友对立等等。不过，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为什么写作时非要写上发洪这一背景才能让小说成立这一问题。刚才听了你的谈话，我突然明白我为什么会把洪当背景：首先，我写的洪和我少年时代经历过的日本的战争密不可分。这一只有被卷大战，打着仗，并且觉得离绝望不远的孩们才能明白。其次，我还领悟到我对洪抱有与生俱来的恐惧，因为我终究是个农村人。第三，在这些象的大背景之下，还有一些植于我内的、我孩提时代对洪的回忆：战争时期缺少粮，于是大家想法挖了野菜的球状，磨成淀粉，用洗去毒素，把它当粮存起来。我叔叔和妈妈办了个小工厂，屋里放置了保存淀粉的桶。那些桶顺着河滩摆成一排，夜里洪来了的时候把它们一只只地冲走了。大家发现后就组织抢救，我在里一边游一边也拖回一两只桶来。但是在下的那一刹那，我被里尖利的像草刺儿那样的东西扎了一下，当时觉得特别疼，但为了找桶还是持下来了。这件事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桓不去。我想大概是因为上述三原因，我才会把洪写小说中去。这样说来，我越发觉得我和你一样，都是农村小孩转变成的作家。然而，尽我本人常用第一人称写自己的事情，却没有像你一样把自己儿童时代的经历大量地写来。莫言先生的作品中有一可以称得上和《秋》并称早期杰作的作品《透明的红萝卜》，里面描述的景象我这次来到密县全都亲看到了，既有大河，也有调节位的闸门。你少年时代好像也在那里劳动过，作品里提到那里有个被人称为“黑孩”的、不可思议的少年，浑洋溢着男孩的生命力。作品里也描写了人民公社的生活。你就这样以人民公社为主题，把你少年时代的记忆发挥来，用非常现实主义的手法，创造甚至超越了幻现实主义的真实形象，并且由此形成了莫言的世界。

莫言：我在刚开始创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很苦闷，因为我觉得找不到东西可写。我看报纸听广播，到收集素材，但是觉得什么都不好用。我曾经在队当过保密员，那时候我甚至想从保密文件里找到一些普通老百姓不知的东西写小说，可是后来发现这样也不行。到了1984年，我写了一篇小说，就是你刚才提及的《秋》，文中现了密东北乡这些个字，现了河，现了无边无际的洪，我一下到自己少年时期的生活被激活了。《秋》之后，还写了一篇叫《白狗秋千架》的小说，其中也写到了玉米地、河。《秋》写来以后试着投了三家刊，都被拒绝了，后来是发表在河南省的一家刊上。发表以后有几个评论家说好，说很有意思。于是我的自信心受到了鼓舞——原来这些东西都可以写到小说里去，而且大家还说好。我觉得一下打开了通往小说宝库的大门，我童年的记忆被激活了，闸门一开，河而来。说到少年时期的记忆，我想肯定与我们村所的地理环境有关。我们村是在三县界的地方，这三个县分别是胶县、密、平度。七八十年前，这里的人很少，我的爷爷、曾祖父母从县城搬到这里来的时候，村里只有三人家，当时名叫大栏村。因为在三县界的地方，所以三个县都不，只有一片荒地，地势又都很低洼，老百姓就到这里放牧羊，所以都这个村叫大栏。六十年代的时候，这里的特别大。我六七岁时印象最为刻的事情，就是一推开我家的后窗就能看到浑浊的河东去。发洪的时候，河比我们家的屋还要。但凡有劳动力的家都要人在河堤上守护，抱着被，抱着墙上拆下来的砖，甚至抱着刚摘下来的葫芦、冬瓜，随时准备往现缺的地方填东西补缺。我站在我们家窗看着滔滔的洪觉得既恐怖又壮观。还有一个刻的印象就是青蛙的叫声。到夜晚的时候，村外边的田野里，成千上万的青蛙一起鸣叫，震耳聋，简直就是青蛙的大合唱。洪和青蛙的叫声是我童年时期的两大记忆。

大江：小说家把自己童年的记忆加，再加上自己的记忆和想像力，使得自能够在童年的自己和成人的自己之间自由移动，这是小说家应有的能力。从这一上，我看到了莫言先生作为小说家的特，也看到了我们的共通。但是你在谈话里提到小学时代为修堤坝而劳动，又在铁匠铺当小工等等经历，这是不大会发生在普通人家的小孩上的事情。莫言先生家里也不像是特别贫穷的，所以我很好奇，那个时代像莫言先生这样的孩为什么会到铁匠铺里去劳动呢？尽这对小说家来说是很好的经历，因为多少可以积累一些人生经验。但是其原因是不是和“文化大革命”直接相关呢？

莫言：在那个时代里，你挣的工分多一就能多分得一些东西，挣的工分少就得不到什么。“文革”的时候我没有能够上学是因为政治的原因。所有的人被分为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和贫农这样的阶层，地主和富农的孩肯定是不能上学的，小学都不允许上。中农的孩可以读到初级中学，极少可以读完中的。只有贫农和下中农的孩才可以读到中甚至大学。我之所以没有能够上中学，第一是因为我们家是中农而且是中农靠上的成分，虽然本来是团结的对象，但因为我在学校里表现得不太好“文革”期间老是跟老师调捣，造反，给老师写小字报，结果就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当时我也很苦闷，十一二岁的小孩儿都在学校里面读书玩耍，而我只能一个人牵着一，赶着两只羊，在荒原上、河里放牧，觉得特别孤独。当然后来这些都变成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