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里的素材，是我创作的财富，但是当时神上是非常苦闷的。后来我的小说里现了那么多大自然里的动，青蛙的叫声，鸟的叫声，以及、、骡、河等等事，可能就是因为我没有能够上中学。假如上了中学接着再顺利地上了大学，如果现在还是当作家的话，我写的作品可能跟现在的风格不会一样。童年的生活尽十分艰苦，很贫困，但是乐趣很多。比如我每天在桥梁工地上，仍旧是到天喜地的。工地上那么多大人，有男女青年，在休息的时候有人唱戏，有人摔跤，所以尽我饿得要命，但还是打闹着快活着。“文革”期间政治上十分黑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张，阶级斗争搞得特别离谱，可以说是人人自危，有时候一句话说得不好，就可能招来祸患。大人们心里都很沉重。但是孩们还是生机，拿着铁卷的喇叭，沿街喊政治号，把咙都喊哑了。我当然希望童年能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受到更好的教育，但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没有受完整的教育，吃不好，穿不，十五岁以前光着，参加了一些不应该是孩参加的劳动，这些独特的经历，就成为了创作的财富。对一个作家来讲，童年少年时期非常重要，而且命运的力量比教育的力量要大得多。如果不是命运把我降生在这样一个村庄，如果不是把我放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之下，我的想像力无论多么丰富，也不可能写《透明的红萝卜》那样的作品。

大江：我读了莫言先生的小说以后，想到的也是命运这个问题。你作为农村的孩生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时代，现在则在一边关注中国的现状一边持写作。这真的只能说是作为中国人生活着的莫言先生的命运。我也愿意相信这一命运就是莫言先生的文学。看看过去“文革”时代有很多从城市来的被称作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人来到农村，让农村一下有了很多知识分。后来那些人里面也了作家，我也读过他们的作品。但是，从城市来的“文革”时代被迫害的知识分和作家，与生长于农村、长大后开始写作的莫言的文学完全不同。你这样的作家，也许在中国只有你一个，全世界也只有你一个。

莫言：中国确实有一个知识青年作家的群，他们就是在“文革”初期的时候从北京、上海等城市下放到农村的年轻学生。我们村里就有很多从青岛下放来的知识青年。这些知识青年里面有一分后来开始写作，也写农村生活。这些人是八十年代文坛上最为活跃的一个群，直到现在，他们还是很活跃。您认识的许多中国作家就是这样的。我后来认真比较了一下，我跟他们的主要区别在于。知识青年作家在农村确实也吃不饱，也从事着繁重的力劳动，他们受到的质生活的贫困程度跟我们受到的是一样的。然而，尽他们可以把农村生活也写得凄凄惨惨的，但是他们不了解农民的思维方法，因为他们不是农民，而是城市里的孩。在城里长到十六七岁的时候才下到农村，前的生活和他过去的生活产生了烈的对比，所以他们神上的痛苦比我们重得多。而我们农民生来就在这个地方，没有见过外面繁华的世界，所以我们本也没到生活有多么痛苦，我们认为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的，天经地义，我们甚至还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最幸福最满的地方，而世界上许多人，都比我们痛苦，都生活在火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救他们。所以，即使我在小说里写痛苦，但那里面还是有一狂的闹的神。就像你在《万延元年的Football》里面写的东西。我看了那作品以后，就觉得那与我们在“文革”时期一帮孩今天组织一个战斗队明天组织一个战斗队，来回跑窜革命很相似。知识青年作家们可能就会不到这一，他们好比从天堂一下坠到地狱，痛苦得不能再痛苦，已经受不到什么生活的乐趣了。还有就是他们的思维方法还是城市人的思维方法，甚至是一小知识分的思维方法，我们则完全是农民的思维方法。六十年代的时候雨很多，雨连绵，农民看见今天又下雨，就会很焦虑，会想南边那块玉米地要涝了，北边那块地瓜也要涝死了，那我今年年底可能会没饭吃，因为从生产队分到的粮会非常少等等。但是知识青年就不会这样想，他们看见下雨就会特别兴，因为今天又可以不工了，又可以在家里休息，看书，或是打扑克。所以我跟知识青年作家的区别在于，我了解农民，我知农民碰到某一个事时会怎么想，而他们是不同的。

大江：虽然不是农民的后代，但是我生在农村。我非常想用某形象清晰地表达农村生活里蕴的一积极的东西：某活力，一大的力量——用你的话说就是生命力——这就是我的文学。当年，我没有继续在农村住下去而是去了东京，成了东京大学法国文学专业的学生。当我把这一当自己的人生问题重新考虑时，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要把自己求学、而后在学生生活中验各经历并且开始作家生活的，与莫言先生参军并在军队中开始文艺活动，最终成为作家这一经历相提并论。我非常赞同日本宪法里规定的不允许保有战争目的的军事力量这一思路，那也是我的想法。但是一说到写作，我还是要把大学比作是我的受训成长的军队。日本的听众会觉得这样自相矛盾的言语特别稽吧。我最初丝毫没有打算想放弃农村生活——那充满乐的生活——离开可以说是我幼年的天堂的村庄，去东京成为作家。当时仅仅是某东西让我疏远了农村，让我下决心尝试以前从未接受过的学问的训练。那时候我相当痛苦，因为原先几乎没有好好学习过，去了东京以后也没有通过大学的学考试，就只好在那里打起了工。每天苦恼度日。想起那样的生活，我想问莫言是怎样参加了解放军？又是如何写了最初的优秀短篇小说集的呢？

莫言：当兵是我人生经历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在农村也不是不可能搞文学创作，但是会非常艰难。首先，你白天要参加繁重的力劳动，经常着星星发，着月亮回家。有的时候中午饭就在田野里吃。回家以后累得只想睡觉，本没有力去写作。当时我们农村是没有电的，只能着很小的油灯看书写字。而且油也是凭票供应，每家每月一斤，完就没有了。火柴也是凭计划供应的，每月每两盒。纸张、墨就更少了。所以说在农村搞创作需要极大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神。一个人在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证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想办法吃饱、想办法穿这些问题，然后才可能是从事艺术活动。然而队为我提供了这在农村生活下去不会有的可能。还有就是当时的农村青年把当兵看成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现在我们家门还挂着“光荣人家”的标牌，就是因为我参军当了兵的缘故。那时候地主还有富裕家来的孩是本不可能参军当兵的，因为他们属于阶级敌人的后代。中农的孩从理论上讲是可以当兵的，但实际上却十分困难，因为村里有几十个上百个贫农雇农的孩——那是真正的革命力量——准备要参军当兵，每个村庄每年多征一两个士兵，那么要从一百个几十个孩中选一两个孩，三代贫农的家都不一定得上，所以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中农的孩要想当兵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时候大学已经停止招生了，我成绩再好，即使是天才也不可能去上大学；当工人也不可能到我；如果我能当兵，凭我的写作才华，凭我在农村劳动多年不怕吃苦的神，也许还能闯一条路来。当时我确实也没想到到了队我要写作，要成为作家等等，也没有把当兵看是当作家的阶梯。我只是认为当兵能改变我的命运，能离开农村，到一个广阔的天地里施展我的才能。我记得你在一篇文章里讲过，二十世纪作家的一个共同的特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摆脱他的故乡。对此我有同。当时我想，如果有朝一日能离开这个村庄，我永远都不想再回来了，所以我十八岁那年就报名参军，结果合格，什么都合格，只是政审不合格，家成分太。十九岁那年又去，还是不行，二十岁那年再去，还是不行。一直到1976年我二十一岁，那是年龄期限的最后一年，当时我们村里的支书记、民兵连长都到遥远的利工地去劳动了，我在一家棉加工厂临时工，利用这个机会钻空，找了朋友走了后门，这才当上兵走了。我记得民兵连长来给我送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满脸冰霜，还离我远就扔下通知书走了。我当兵走的时候，很多贫农在街上大骂“我们贫下中农的孩当不了兵，竟然让一个老中农的孩当了兵！这是什么世？阶级斗争还搞不搞了？”所以我当时想赶快走，走得越远越好，我到一威胁，到这个村庄伸无数双手要把我拖回来。所以我上了军车以后，希望车一直往前开，一直往前开，结果只开了几个小时车就停住了，说到了，我一看是在黄县，离我的家乡才三百多里路。这时我心里面真是忐忑不安，我想最好去西藏、去新疆、去云南，去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到这些人伸手不可及的地方去才好。果然后来就发生了一件事印证了我的不安。到了队以后，新兵连要经过一个阶段的训练，然后再分到队去。有一天新兵连的指导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拿一封信给我看，我一看完，全冷汗都冒来了，这是一封告状信，说这个人家不好，他们家还有海外关系，说我的一个堂叔在台湾国民党军队里，说我是混革命队伍里的一个坏人等等。我当时差给指导员跪下了，说你千万别让我回去，如果让我回去，我就完了。他说我把你叫来就是告诉你有这么一件事，就是让你珍惜这个机会，你要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