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困难以及克服这些困难去实现目的的过程，也就是说，通过文学使得国民国家的理念化，并且为了实现该目标而引导民众的那行为，与芥川觉到并羡慕不已的中国著作家们所享受的自由的程度，是一完全不同质的东西。经过漫长的岁月后，当人们回顾这一切时才会发现，当时那困难非常之大，而试图克服那些困难的文学者们的实践之所以能够留存后世，是因为它们本有的大力量所致。反过来说，我只能认为日本的近代和现代文学不曾经历过这一切而造成的脆弱，直到现在还是依然如故。

自1919年的反日、反军阀的五四运动以来，很多文学者投于国民革命的北伐战争。1960年，我有幸邂逅了在那场北伐战争中非常活跃且幸存下来的文学者郭沫若和茅盾。当时，在中国这一百年历史中，从中国的这些文学者们(当然，也包括鲁迅在内)得以显现文学者这个脚之原型的北伐战争时期算起，也只经过了四十年时间。当回顾1960年以来的这四十年时，就在我被同时代的邻国所关注期间，发生了各各样的事情，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为之慨不已。

我觉得，尽中国的文学者们在主张上存在着分歧，但在时代的程中，却总是为了大的连续而不懈地付艰辛的努力。那么，这个大的连续又是什么呢？那是一使命，是要在中国建设国民国家，维护国民国家，并且试图用文学来引导这一切。我在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金先生年过八旬还能重新行文学活动，是因为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他在二十年代的上海行工作的经验依然充满活力。而年轻一代的《红粱》和《老井》之所以能够让我为之赞叹不已，则是因为他们明显表现来的一意志，一将中国人今天的生活现实与过去的远连接起来，并建设他们独自的想像力中的共和国的意志。

日本的情况又是如何呢？现在当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时，却只能一如芥川对胡适所陈述的那样，羡慕中国的著作家们。我只能认为，尤其在这三十年间，日本文学没能像刚才提及的莫言和郑义那样雄心且非常现实地扎于他们的土地和民众之间，也没能在那个不备上述环境的国家里建立起与这现实相适应的想像力的共和国。

不过，我的这说法可能已经使大家觉到了不适。从胡适和芥川的对话中，我清晰地发现了两者间的“分歧”同样，从我对中国的文学者们在五四运动至天安门事件这一时期内所完成的事业和曾那般努力从事的事业所的归纳中，大家也一定发现了大的“分歧”吧。尽如此，我首先要向各位表明的是，即便我的看法是存在着大“分歧”的看法，却也如同我现在所表述的那样，从近代和现代中国的文学者们的展中，我看到了大的连续。

接下去，我想说一说在今天的日本，我这个日本人是如何生活的？我又是一个怎样的小说家？也就是说，打算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日本作家的现状。我生在日本四国一个森林中的村庄里，那一年是1935年。两年后，日中战争爆发了，在我仿效纳粹德国而建立的被称之为国民学校的小学那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十岁时，我迎来了战败，因此，我的少年时代的前半期实际上是于超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之下的。当时，对于我这位少年来说，天皇是神，为了天皇如何勇敢地去死便成了我最为重要的人生课题。

然而战争结束后，这一切却完全倒转过来，日本全国都开始施行民主主义教育。就在这个时期，我度过了少年时代的后半期。在我的印象中，战时的日本是个在世界上于孤立，并被从外封闭起来的国度。战后，日本向世界开放，天皇也不再是神，这民主主义制就成了我心目中的国家形象。就在这民主主义的解放之中，我决定前往东京的大学。尽那是一段生活贫困并充满了辛劳的青，却从不曾失去对民主主义的信赖。我觉得，这一切构成了我的整个人生的基调。

在大学里，我学习的是法国文学专业，是一个从让-保罗·萨特那里接受了很大影响的学生。不只是萨特的小说，在时事评论和哲学论文等所有领域，萨特都是我的引导者。我在大学期间开始写小说。那时，我想表现战争时期地方孩的生活以及笼罩在这生活之上的超国家主义的影。此外，地方的青年在战后的都市生活中所受到的不安和社会矛盾，也成了我作品中的主题。运用从法国现代文学中学到的手法来写这一切，是我的文学的第一期。《掐去病芽，勒死坏》这个比较短的长篇小说，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之作。

在那段学习以萨特为中心的法国文学并开始创作小说的大学生活里，对我来说，鲁迅是一个大的存在。通过将鲁迅与萨特行对比，我对于世界文学中的亚洲文学充满了信心。于是，鲁迅成了我的一明而巧妙的手段，借助这个手段，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日本文学者得以相对化并被作为批评的对象。将鲁迅视为批评标准的法，现在依然存在于我的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