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同时代的青年知识分。

在日本的近、现代社会里，一些知识分最为综合且多角度地试图认识日本是个怎样的国家，而日本人又是怎样的人。这些知识分从战后的废墟中，面向再生而迈了自己的步。他们曾验过战争，其中有些人更是直接充当了侵略中国的士兵。他们在战争刚刚结束时所构想的知识分群，一如政治思想史学者山真男所说的那样，有“悔恨共同”的义。战前，尽也存在着有各见解的知识分，为什么他们却各自孤立，没有形成抗拒战争的一势力呢？于悔恨这一切的力量，他们试图积极地构想崭新的国家和国民的形象。这就是他们的意图。而且，我认为文学者们也加了这个行列，并地完成了大的工作。他们是野间宏、武田泰纯、大冈升平等小说家。

然而，从那时算起，五十年过去了，这群战后知识分的“大志”被年轻的知识分们继承了吗？我不那么认为。我本人也是一个希望继承战后文学者们的“大志”试图站在他们这个构想之行列的最后一名，并因此而开始小说创作的人。但是，我却无法过地评价自己所完成的工作。因此，包括我的自我批评在内，我想在北京向现在的日本年轻作家们和年轻读者们呼吁，希望他们继承战后文学者的“大志”并希望在这个意义上丰富、拓展和化他们自的“Capability”

关于诗人，我曾在国的文学会议上与北岛行过谈，对他的作品也有一文学意义上的烈关注。如果谈到我对某人的诗风特别喜的话，女诗人舒婷也给我留下了极为刻的印象。

在2000年的北京讲坛上，我列举了以上这些文学者的名字，如果大家从中觉到了我这个日本小说家的“分歧”我认为，或许你是正确的。

如同先前我所述说的那样，日本国和日本人不能忘记过去曾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所过的那一切，同样，如同不能与中国的知识分们讨论“绝对的零度写作”一样，我自己也不能就现代中国的文学状况行评论。我认为，尤其不能对政治因素所投下的影行单纯的批评。这也是我与那些从人权角度上批评中国的国朋友们保持不同立场的原因之所在，尽我曾与他们采取过几次共同行动。

我的立场是这样的。多年以来，尤其是这四十年以来，虽说是借助日译、英译和法译等译本，却也是一直在非常认真地阅读着中国那些从事着杰文学活动的文学者们所创作的文本。作为这样一个读者，我在这四十年间一直持续地阅读着。因此，较之于那些在较短的时间之轴上行的评价，我认为自己更能以一长远和开阔的视野，看清楚那综合文学的整形象。这就是我中的现代中国文学。我还要将从一开始就用英语行小说创作的哈金的作品也归纳在这个范围之内。

我的这对中国文学的看法，与北京现在的知识分们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看法之间一定存在着“分歧”而且，在与政治相关联的时候，我从不曾想过自己有资格认为自己的“分歧”是正确的。不过，作为文学上的意见，我却认为在长期的展望之中，自己的“分歧”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与大家的看法相一致。那就是“伴随着分歧的重复”所有的功效。

为了中国文学今后能够取得长足的展，我想向那些尚未取得重大业绩且为数众多的年轻的“Capability”所有者们表达我的心愿，那就是日本的小说家正在以如此开阔和长远的视野，关注着中国文学综合的整形象。

如果说到我自的“分歧”我要向如此宽厚地对待我的“分歧”并让我这位对中国近、现代文学怀有敬之情的作家在你们的面前成为一个用说话的人的各位女士、先生们，表示我的激之情。

最后，谨请允许我再一次提及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我本人并没有过看待诺贝尔文学奖的意向。只是在我抵达斯德哥尔后，随即参加的那个由文学奖评选委员们(记不清是十个人还是不足十人了)在他们所拥有的一间原属于个人住宅的丽的俱乐中为我悄悄举办的晚餐会，却让我难以忘怀。在客厅的书架上伸手可及的地方，有几册由普鲁斯特签名的书籍。我确实谈论过法国文学，也转告或被转告了有关君特·格拉斯和尔加斯·略萨的那些充满魅力的近况。

不过，让我兴趣的还是与委员中一个非常优秀的中国文学专家的对话。当时，还有几个委员也不断从旁话。我们从鲁迅谈到今天的年轻小说家和诗人们。我能够如此愉快地谈论自己非常喜的文学话题并忘却时间的逝，除了青时代以外，我想不还有别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