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的角度去超越当初的失败，同时也没有树立起新的理念。

然而“师傅”这次却没能向第一次那样，借助“包着分歧的重复”这同样的方法来行第二次转向。在他以悲剧的方式悄然消失以后，就在这片森林中的土地上，在那些经过锤炼的年轻人(像是这个边缘地区长大成人的少年般的年轻人为心)对他的支持下，他真的得以开展他那“新人的教会”的活动了。

我想，即便在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的经济学家阿亚·森教授也是广为人知的吧。森教授的阿亚这个名字，意味着“永远的生命”据说，为森教授起这个奇妙名字的，是那位在大学里曾与他父亲共过事的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我记得，早在我的孩童时代，当时日本和中国之间战火正炽，我那位并不是专门研究学术的母亲对我说：在亚洲，续泰戈尔之后适合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是鲁迅先生。不过很遗憾，他却去世了。

刚才，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及森教授的名字，并非想要谈论他在专业领域内就饥谨与贫困，以及不平等问题的骄人业绩。我只是在考虑将森教授在经济学领域里的两个独特的专业用语转用于文学世界。一个单词是在日语中被译为“福利”的“Well?being”表示“优裕的生活”这个单词包了个人所有的诸如健康、长寿、自豪之类的所有生活机能。在如此定义的基础上，森教授将已经实现的机能包括在内，又提了一个引人瞩目的词“Capability”在日语里，这个单词被译为“潜在能力”为了确立“优裕的生活”作为今后的机能而需要实现的“Capability”便很重要，而从妨碍其实现的社会因素(例如歧视)中获得自由就很有必要了。因此，何为不平等这个课题也就成了一新的思考方法。

我认为，在评价一个国家某个时代文学的发达程度、广度以及度时，经济学中的专业用语“Capability”与自由这概念是为之有效的。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知识分以实现国民国家的制为奋斗目标而行了最有前驱的实践，我为他们的这工作而动。因为，我从他们在各个时间上的实践中，发现了大的“Capability”

鲁迅所从事的工作当然自不待言，参加了国民革命的郭沫若和郁达夫等创造社的同人们也好，茅盾也好，他们都创作了丰富的作品，并拥有从这些作品中接受了“Capability”的大量青年知识分。

国民革命前后的作家们，有老舍、丁玲，还有年轻的金等人，以及在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期间在上海的张玲和发表了《围城》的钱钟书等人。赵树理也是不可或忘的作家。他们都是优秀的“Capability”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作为同时代的亚洲文学，我一直在关注着中国文学。我认为，没有必要就政治时代的展与文学的动向行尝试分析。或许，在你们这些从那个时代生活过来的各位听众的脑海里，已经映现了那一切。

我可以说的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中国已经现了各势非常旺盛的新文学，它们确实充满了大的魅力。刚才所列举的远比我年轻的作家们的《老井》和《红粱》，给我留下了何等刻的印象啊。我一再提及这一切的本就充分说明了这一。这些鸿篇制的长篇小说所显示来的，首先是小说家们的才能、方法和情。同时，作为今后应该会实现的“Capability”这些作品还显示了何等丰富、广阔和远的前景啊。我相信，今后也将不断会有中国的新“Capability”的所有者们，获得不再被妨碍其表现的自由，并取得切实而大的收获。

现在，或许我还要重新使用八十年前芥川与胡适的对话一般的叙述方式。我也像当年的芥川那样，对中国现在正活跃着的小说家，以及今后将会实现其“Capability”的年轻小说家们，表示我的羡慕之情。可是，在这个会场上，也许会有一些可称之为今天的胡适的知识分，会从我的这番羡慕的话语中发现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并对我显现充满讥讽却也是宽厚的表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