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牒所得，可置粟四十五万石。若凶年人贷三石，可全十五万人。如是而犹以为不可，岂为知权乎！”

辽西北路招讨使耶律仁先奉命讨准布，严斥候，扼敌冲，诸属国并怀柔服从，诸事整饬。准布来寇，仁先逆击之，追杀八十馀里；大军继至，又败之。别来救者，见仁先屡胜，不敢战而降，北边遂安。

冬，十月，丙申，富弼罢。王安石专权自恣，弼度不能争，常移病不中书，久之遂辞位。章数十上，许之，问曰：“卿既去，谁可代卿者？”弼荐文彦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如何？”弼亦默然。加检校太师，以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弼初诣阙，即除司空兼侍中，固辞得免。及罢，不复加恩，盖帝意不乐故也。

以尚书右丞、知枢密院事陈升之行礼尚书、同平章事。故事，宰相以侍郎为之，而无左右丞拜者；学士王珪当制，以为言，升之于是躐迁尚书。升之资历于安石，而素与安石相表里，故安石劝帝先用之。

诏城绥州。先是韩缜与夏人议，许令纳安远、门二砦，还以绥州。郭逵曰：“此正商于之地六百里也！”时已有诏使逵焚弃绥州，逵曰：“一州既失，二砦不可得，中国为夏人所卖，安用守臣！”为藏其诏不，上言绥州存，且自劾违诏之罪。召褒逵曰：“有臣如此，朕无西顾之忧矣！”既，誓诏已降，夏人犹不归二砦，且遣刚明鄂特秋，言先得绥州。逵命机宜文字赵离等如夏所纳二砦，且定地界。刚明鄂特曰：“朝廷本得二砦，地界非所约。”离曰：“然则门、安远二墙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旧有三十六堡，以长城岭为界，西平王祥符所移书固在也。”刚明鄂特语。离以夏人渝盟，请城绥州，不以易二砦；从之，改名绥德城。

司光对，帝问：“近相陈升之，外议云何？”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惇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晓边事。”光曰：“不能临大节而不可寺耳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士从旁制之，此明人之法也。”光又言富弼去可惜，帝曰：“朕留之至矣。”光曰：“弼所以去者，其言不用，与同列不合故也。”帝又问：“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帝曰：“韩琦敢当事，贤于富弼，然为人太。”光曰：“琦实忠于国家，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帝因历问群臣，至吕惠卿，光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天下者，惠卿也。近日不次用，不大合群心。”帝曰：“惠卿应对明辩，亦似才。”光曰：“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动人主？”

戊戌，以蕃官礼宾使折继世为忠州刺史；左监门卫将军嵬名山为供备库使，赐姓赵，名怀顺。

己亥，辽主驻藕丝淀。

丙辰，诏：“御史请对，并许直由閤门上殿。”时御史里行张戬、程颢言：“台谏言责既均，则见之期，理无殊别。况往复俟报，必由中书，万一事政府，或致阻格。乞依谏官例，牒閤门求对；或有急奏，仍许越次上殿。”帝从其言，故有是诏。戬，长安人也。

己未，夏遣使来谢封册。

十一月，乙丑，命枢密副使韩绛同制置三司条例。陈升之狡多数，为小官时，与王安石相遇淮南，安石之。及安石得政，务变更旧制，患同列不从，奏设制置条例司，与升之共事，凡所为，自条例司直奏行之，无复龃龉。升之心知其不可，而极力赞助；或时为小异，若不与安石同者。安石不觉其诈，甚德之，故推升之使先为相。升之既登相位，于条例司不肯关预，因言于帝曰：“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可称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之执政，有司、司徒、司寇、司空，各名一职，何害于理！”升之曰：“兹事当归之三司，何必揽取为己任？”安石大怒，二人于是始判。帝谓安石曰：“向者升之在密院，今俱在中书，以制置条例并归中书，何如？”安石曰：“升之以制词云‘金谷之计宜归内吏’，故耻任此职。陛下置司，本令中书、密院各差一人，今若差韩绛，共事甚便。”帝曰：“善！”遂命绛。安石每奏事，绛必曰：“安石所陈皆至当。”安石恃以为助。

帝用苏轼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谮之，乃罢轼不用，用蔡延庆、孙觉。

丁卯，辽诏：“四方馆副使，止以契丹人充。”

甲戌，诏：“裁宗室授官法，惟宣祖、太祖、太宗之，择其后一人为公，世世不绝；其馀元孙之，将军以下，听外官；袒免之，更不赐名授官，许令应举。”初，吕夷简在仁宗时，改宗室补环卫，骤增廪给，其后费大而不可止。韩琦为相，尝议更之而不果，至是遂行之。

丙，罢诸路提刑狱武臣。帝以武臣罕习吏文，不足以察举所人才，故复用文臣；时皆以为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