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叶祖洽第二，陆佃第五。帝令陈升之面读均等策，擢祖洽为第一。祖洽，邵武人；佃，山人也。苏轼谓：“祖洽诋祖宗以媚时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风化！”乃拟士第一篇献之。帝以示王安石，安石言：“轼才亦，但所学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至此。”数请黜之。

帝谓王安石曰：“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试馆职策，其问意专指此三事。’”安石曰：“陛下躬亲庶政，唯恐伤民，惧天变也。陛下采纳人言，事无大小，唯是之从，岂不恤乎！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何恤乎人言！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孙当世世守之，祖宗何故屡变也？今议者以为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陛下试如此，则彼异论者必更纷纷矣。”

乙卯，诏诸路毋有留狱。

丙辰，立试刑法及详刑官。帝因王安石议谋杀刑名，疑学者多不通律意，遂立刑法科，许有官无赃罪者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取其通晓者，补刑法官。

右正言、知审官院孙觉，贬知广德军。

帝初即位，觉以言事忤帝意，罢去。王安石早与觉善，将援以为助，自通州召还，知谏院，改知审官院。时吕惠卿用事，帝以问觉，觉对曰：“惠卿辩而有才，特以为利之故，屈王安石。安石不悟，臣窃以为忧。”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行，议者谓：“《周官》泉府，民之贷者至输息二十而五，国事之财用取焉。”觉条奏其妄曰：“成周赊贷，特以备民之缓急，不可徒与也，故以国服为之息。说者不明，郑康成释《经》，乃引王莽计赢受息无过岁什一为据，不应周公取息重于莽时。况载师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农民乏绝，将补耕助敛，顾比末作而征之，可乎？国事取，盖谓泉府所领，若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有买有予，并赊贷之法而举之；倘专取于泉府，则冢宰九赋，将安用邪？圣世宜讲求先王之法，不当取疑文虚说以图治。”安石览之，怒，始有逐觉意。会曾公亮言畿县散常平钱有追呼抑之扰，因遣觉行视虚实。觉受命辞行，且言：“陈留一县，前后榜令请钱，卒无一人至者，故不散一钱，以此见民实不愿与官中相。所有量，望赐寝罢。”遂坐奉诏反覆贬。

御史里行程颢上疏曰：“臣近累上言，乞罢预俵青苗钱利息及汰去提举官事，朝夕以觊，未蒙施行。臣窃谓明者见于未形，智者防于未，况今日事理，显白易知，若不因机亟决，持之愈，必贻后悔。而近日所闻，尤为未便。伏见制置条例司疏驳大臣之奏，举劾不奉行之民，徒使中外情，愈致惊骇。伏望检会臣所上言，早赐施行，则天下幸甚！”

夏，四月，癸亥，幸金明池观嬉，宴琼林苑。

丁卯，给两浙转运司度僧牒，募民粟。

戊辰，御史中丞吕公著罢。时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图治，亦未有胁之以威，胜之以辩，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岂昔皆贤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怒其切。帝使公著举吕惠卿为御史，公著言惠卿邪不可用；帝以语安石，安石益怒。会韩琦论青苗之害，帝语辅臣以公著上殿言：“朝廷摧沮韩琦太甚，将兴晋之甲以除君侧之恶。”安石用此为公著罪，罢知颍州。公著实无此言，盖孙觉常为帝言：“今籓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折，而当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者矣。”帝误记以为公著也。

己卯，参知政事赵抃罢。抃上疏曰：“朝廷事有轻重，有大小。财利于事为轻，而民心得失为重；青苗使者于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今去重而取轻，失大而得小，惧非宗庙社稷之福也。”遂知杭州。

以枢密副使韩绛兼参知政事。侍御史陈襄言：“王安石参预大政，首为兴利之谋，先与陈升之同领条例司，未几，升之用为相而绛继之，曾未数月，遂预政事。是中书大臣皆以利。乞罢绛新命，而求德经术之贤以之。”不报。